編者按
曆史要怎麼讀？中國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史學傳統，不同史書類型為我們讀史提供了多重次元。雙十一大促正是入手這些大部頭的好時機，我們邀請中華書局曆史編輯室撰寫專文，為廣大史學愛好者奉上盛宴，帶領讀者從時間、空間、故事三重次元讀國史。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第一篇為《時間裡的中國：通鑒家族 | 國史的三重次元》，第二篇為《空間裡的中國：地理總志 | 國史的三重次元》，期待您的持續關注！
談到曆史書，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枯燥難讀；但要說到“講故事”，男女老少都會拍手歡迎。其實，在史書體裁裡，也有一種以講故事取勝的，那就是紀事本末體。
紀事本末，是和編年、紀傳并稱的古代“三大史體”之一，這一文體或是“一書備諸事之本末”，或是“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能夠将分散的材料集中叙述。今年的聯考國文試卷中，就出現了紀事本末體的閱讀題，可見這一體裁頗受關注。
“講故事”聽起來既容易又有趣，不過紀事本末體成為一種獨立史體的時間卻比較晚。我國第一部完整的紀事本末體史書，是南宋袁樞（1131-1205）的《通鑒紀事本末》。聽名字就知道，《通鑒紀事本末》和中國曆史上極具影響的編年體巨著《資治通鑒》有着密切關系。事實上，這部書就是為了解決《通鑒》部頭太大、編年體叙事又較瑣碎，讀起來十分不易的難題而出現的。《通鑒》共有294卷，約300多萬字，記叙的曆史前後跨越1300餘年，内容極為豐富。而《通鑒》以時間為綱的書寫體例，一方面條理清晰，能夠清楚地反映出曆史事件發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但另一方面，對于一些時間跨度較長的史事，卻不友善展現其前後聯系，讀者常常看了後面忘前面，對事件喪失整體的了解。
這種閱讀上的困難，并不隻是當今的讀者的“老大難”，宋人就已經有同樣的苦惱了。司馬光曾無奈地說，《通鑒》寫成後，很多人想讀，可大多數還沒看多少，就已經昏昏欲睡了。這當中固然難免“學渣”們不夠努力的因素，但《通鑒》難讀，不易普及，也是不争的事實。
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篇幅龐大，内容豐富，令人有“望而生畏”之感
《通鑒紀事本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作者袁樞曾擔任過嚴州教授等職，對《資治通鑒》十分熟悉。他有感于南宋偏安朝廷政治上的軟弱，希望《通鑒》能夠提供曆史借鑒；同時他也意識到了閱讀這一巨著的難度。于是袁樞想了一個辦法：他将《通鑒》中記載的史事分類編排，總結為239個獨立條目，分别加以标題，以一個個曆史故事的面貌來呈現。為了不失卻《通鑒》的原意，他全部采用了《通鑒》的原文，并将司馬光的史論“臣光曰”也抄錄下來。經過他的一番精心改編，最終形成了一部42卷的“曆史故事會”——《通鑒紀事本末》。
袁樞的這部書确實達到了使《通鑒》更易讀的目的。像大家耳熟能詳的“安史之亂”，前後持續近八個年頭，在《通鑒》中，對于這一時期曆史的記叙也跨越了六卷，其中還記有許多與安史之亂并無直接關系的事件。這些事情與對安史之亂的記叙互相交織，要想一一理清，很可能要前前後後，反複翻查。而袁樞則将與安史之亂有關的記述選出，按照時間順序重新編排，單獨寫成“安史之亂”條，其餘諸事則另立名目。經過這樣的改寫，讀者對于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一目了然，難怪宋孝宗在看了袁樞的書之後，也贊歎不已，不僅命東宮太子和邊防将領熟讀，還給袁樞升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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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的成功，立刻引來了“跟風者”。與袁樞同時代的章沖，在袁樞書成之後九年，參照這一體例編撰了《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到了清代，馬骕又作《左傳事緯》。學者高士奇（1645—1704）在章、馬二書的基礎上完成了《左傳紀事本末》53卷。它以春秋時期各國諸侯為中心，按國别劃分，在每個國家之内，把重大事件标目成篇。不過高士奇并不滿足于僅僅講講《左傳》小故事，他參考《公羊》《穀梁》《國語》《史記》等資料，作了不少的考證工作。在每卷之後，他還學習司馬光，以“臣士奇曰”的形式發表史學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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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的時間下限是五代時期，此後又陸續有人以紀事本末體的形式講述之後的曆史故事。明代陳邦瞻（1557—1628）在前輩學者工作的基礎上，編撰成《宋史紀事本末》。宋代立國320餘年，留下了豐富的資料，元代官修的《宋史》即有496卷，約500萬字，比《通鑒》的篇幅還要龐大。而《宋史紀事本末》隻有109卷，簡練地對宋代的重大曆史事件做了梳理和記錄，對于想簡單快捷了解宋史的讀者來說，可謂不二選擇。
繼《宋史紀事本末》之後，陳邦瞻又編寫了《元史紀事本末》。雖然這部書叙事較為簡略，但除《元史》之外，陳邦瞻還參考了不少其他資料，看故事之餘，讀者們也能擷取一些新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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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代并立的，先後有西夏、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它們的故事也有人關注和書寫。清代校勘學家張鑒(1768—1850)撰寫了《西夏紀事本末》。這部“故事集”依據宋、遼、金、元朝正史及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書，将西夏曆史總結為36個主題，講述了起自唐僖宗中和年間遠祖拓跋思恭居夏州，迄于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滅夏，西夏立國前後近350年間的曆史。
而清代晚期的李有棠（1837—1905）則編撰了《遼史紀事本末》40卷和《金史紀事本末》52卷。這兩部作品都分為正文和考異兩部分，正文均取自官修《遼史》和《金史》，考異則兼采衆書，用小注的形式将諸書異同列于每條之下，并提出自己的見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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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種種“紀事本末”雖各有特點，但大體還沒有脫離對已有作品摘編改寫的架構，而清代谷應泰（1620—1690）的《明史紀事本末》則不同。它并非是對《明史》的改編、考證，而是谷應泰綜合了多種明代史料獨立編纂而成的。《明史紀事本末》共80卷，記事起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終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楊陸榮所撰4卷本《三藩紀事本末》接續其後，作者雜采衆說，并參考王鴻緒《明史稿》中的相關内容，比較系統地記錄了南明史事。這兩部書加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古代版“明朝那些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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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上下接續的紀事本末體史書，用講故事的方式為廣大讀者奉獻了一部中國通史。相對較小的篇幅和較強的可讀性，使得更多人可以更輕松地邁進曆史的大門。這就是紀事本末體的魅力，也是它作為一個晚至南宋才正式形成的體裁，最終卻能與編年、紀傳兩巨頭并肩而立的原因。
“紀事本末”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