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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學方面，他編寫過《毛詩答雜問》七、《孝經解贊》一卷等，表現了他作為儒生的興趣和學養。雖然些書後來都沒有流傳下來，但幸運的是，書中的少量内容因被其書選錄而得以保留部分片段。在韋昭的著述中，以《國語解》最為重要，影響也最大。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國語》注本，也是研究中國先秦曆史文化的讀經典。許多古籍書目中稱之為《春秋外傳國語》，又稱《國語昭注》。《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别體史書，相傳為春秋時魯國史韋昭（204—273），吳郡雲陽（今鎮江丹陽）人，字弘嗣，三國目東吳著名學者。因避諱，韋昭曾改名為“韋曜”。
韋曜
他自幼好二才很好。進入仕途後，他先任丞相幕僚、西安令、尚書郎，後為孫和中庶子。孫和被廢太子後，他改任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葛恪推薦他做了太史令。在任時，他與同僚一起編纂了》。孫休即位後，他擔任中書郎、博士祭酒，曾仿照西漢的劉向國的官方藏書進行整理和校雠。孫皓即位後，他被封為高陵、中書仆射，負責修撰國史的工作。他為人剛正、直言不諱，因為孫皓的父親孫和撰寫皇帝“本紀”而遭孫皓怨恨，被關進，後被殺。 韋昭主持編纂的《吳書》共55卷，是一部紀傳體史書。》翔實地記錄了三國時吳國的曆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三國志》
後來作《三國志》時，将此書作為依據的藍本之一。韋昭的著述不，顯示出他多方面的才能。如他撰寫過《洞紀》三卷，考證了至秦漢年間的曆法、曆象；寫過《漢書音義》，對《漢書》進行了注；著有《三吳郡國志》，是對吳國所轄郡縣文史地理情況的記載撰有《官職訓》和《辯釋名》各一卷，均為增補或駁正漢代語言學劉熙的《釋名》所作。在經學方面，他編寫過《毛詩答雜問》七、《孝經解贊》一卷等，表現了他作為儒生的興趣和學養。雖然些書後來都沒有流傳下來，但幸運的是，書中的少量内容因被其書選錄而得以保留部分片段。在韋昭的著述中，以《國語解》最為重要，影響也最大。
《三吳郡國志》
博采衆長，集各家學者之精華，再加上自己的思考，終于完成了一部系統、完整的新注本。韋昭的《國語解》注意使用對象的相容性，它不僅服務于一般的曆史研究者，也讓“淺聞初學”者能夠讀懂受益。《國語解》有兩個特點:一是注解的文字深入淺出、語言簡潔、通俗易懂；二是要言不煩、切中要務，不在解釋一個問題時過分糾纏其他的話題。是以，宋代學者黃震在《日抄》中稱贊韋注“簡潔”。近代學者吳曾祺也在《國語韋解補正叙》中認為“其詞嚴潔不蕪，深得漢人注書義法”。
《國語解》
《國語解》儲存了大量的漢魏古注，是價值極高的原始史料。梁啟超認為:“《國語》韋昭注為漢注古書之一”漢代經學發達、大師輩出，是以中國學術界曆來很重視漢魏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漢代人對于古籍的解說流傳下來的卻相當少。韋昭的《國語解》引用了漢代以來賈逵、鄭衆等漢代經學家的《國語》注釋，集中展現了漢魏時代人們對《國語》的研究成果。清代紀昀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自鄭衆《解诂》以下，諸書并亡。…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書中的訓诂、史實為後人研究上古典籍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資料，“多資考證”。 是以可以說，《國語解》實際上具有訓诂學和史料學的雙重學術價值。《國語解》最早使用了“集解”的辦法來注解古書。所謂集解，就是大量吸收前人的訓诂成果，并從中選取自己認為正确的注釋《國語解》的編輯手法也極為嚴謹，它注解的内容引證都注明出處。韋昭在注中引用了大量的典籍文獻來充實注釋，以便于讀者了解原文。這包括“三禮”及《左傳》《詩經》《詩序》《易》《論語》《書》《書序》《夏書》《商書》《周書》《孝經》《公羊傳》《農書》《春秋》《周春秋》《世本》《爾雅》《夏令》《管子》《司馬法》等，極為豐富，并且一一注明出處。
左傳
由于《國語》與《左傳》關系密切，他引用《左傳》更是多達97處。較之同時代的《左傳》杜預注不注明引文出處的做法，韋昭展現出嚴謹誠實的注書品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國語》注存于今者，惟昭為最古。”不僅如此，《國語解》還是迄今為止生命力最強的《國語》注本。韋昭之前的賈、鄭、王、虞諸家注解沒能流傳下來，韋昭之後晉代孔晁的《國語注》也沒有流傳下來。清代、民國時期，雖有學者對《國語解》進行全面的校勘、诠釋和補注，但韋昭《國語解》的獨特地位和價值仍然是無法被取代的，它至今仍是我國古代曆史文化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