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初期的書法，呈現着兩種面貌，一種是南宋末期放縱悠肆産風的延續，一種是北方金國奇險漂悍書風的亞流。但都是宋人“尚意”和輕視古法造成的結果，是以，當時燥露纖弱的“怒張筋脈”之書充斥書壇。
隻有到趙孟鄉填以恢複晉唐為号召，以崇韻尚法為宗旨，力掃宋人書法的流弊，書壇才開始有了新的生機。在這一托古改制的書法革新運動中，鮮于樞是起了重要作用并卓有成就的書法家。鮮于樞，字伯幾，号困學民，又号虎林隐吏，漁陽(今天津薊縣一帶)人。他是元代書壇上與趙孟順齊名的大書法家，但生平事略文獻記載卻很少，連一個比較詳細的傳記都沒有。
關于鮮于樞的出身和經曆，據周抵撰文、趙孟瘦書的鮮于樞之父鮮于光祖的墓志銘，其上代人在金初為德興(今河北宣化、涿鹿一帶)人，“博學工文”，元人王旭從伯幾手中還見到過其祖母的手迹。祖父30歲時，全家避兵亂南奔，至居庸關，其祖“遇盜被害”，時鮮于光祖才10歲。越18年“北遷漁陽”。如果鮮于樞生于宋理宗寶佑五年丁巳(1257年)的話，時共父已53歲。據墓志可知，鮮于光祖兼資文武，好打抱不平，“金末，慨然有殉國之志”。而在元軍滅宋進攻武昌時，又是運送糧草的小官。
這種出身、經曆以及性格氣質，都對他的書法風格産生着直接的影響。是以，鮮于樞雖然與趙孟傾同倡複古，以掃宋人書的流弊，但态度上有很大差别。趙孟傾主要表現在正面号召，強調師法魏晉、師法二王，并通過自己身體力行取得的成就，來影響和帶動書學師承的改變。
鮮于樞“複古”書風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他深受唐人書法風格的影響。正如王世貞在《古今法書苑》評價鮮于樞書法所說的那樣：“行筆精圓秀潤，芒角不露，隐然唐人家法。”唐代書風直接六朝，是以，魏晉的筆法在唐代能夠得以直接繼承。由于元代距晉已有千年的曆史，在書迹流傳和書學理論上，鮮于樞能夠見到、聽到的也就是唐人的東西了。鮮于樞“複古”書法思想中對“古”的認識當是來源于此
從書體分類上看，唐法對鮮于樞影響頗深，這在他楷書作品中反映得最為明顯。唐代楷書的法度比較容易被後人接受。因為，這種唐人的筆法比較容易學習，而且都是擺在紙面上的，在人們的眼中是一種很形象的東西。鮮于樞深谙此道，而且他能在唐人法度與自我個性之間盡力去尋找一種平衡。如《麻九疇透光古鏡歌楷書冊》這幅作品，既表現出個人的風格也沒有失去唐人的法度，用筆果敢，線條硬朗。《趙秉文禦史箴楷書卷》也是一幅大楷的代表作，較之前者此幅作品結體更加疏朗，氣勢更加宏大，章法更加活潑。但是寓于筆中的古法古意仍躍然紙上。
鮮于樞行書的特點之一就是：行中帶楷，骨氣洞達。在鮮于樞的行書作品中明顯帶有唐楷的風骨。如《蘇轼海棠詩卷》中的“富”“名”“江”等字就是這樣。雖然是行書，但是行筆間仍是楷書的運筆過程。吳寬在對鮮于樞的評論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困學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态，使人觀之不厭。”
隻有楷書的書寫基礎相當紮實，并且運筆娴熟，才會在行書的書寫過程中經常顯露楷書的“風骨”。草書作品是鮮于樞書法成就最高的書體，他對于懷素的學習前面已經有所提及，這裡再以鮮于樞的草書作品《論草書帖》與懷素的草書作品《食魚帖》進行比較。從整體的風格來看，這兩幅書作極其相似。
從用筆方面看，兩者都屬于用筆嚴謹、恪守古法類型的作品；結體放逸而不狂怪；從章法上看，都是渾然一體，一氣呵成。可見，鮮于樞對于懷素草書的學習極為深入全面。從筆法到結體和章法上都有所領悟。明莫雲卿評書：“鮮于太常、鄧文原、康裡子山、虞伯生、鄭元祐、張伯雨、揭徯斯、張來儀、錢逵俱奕奕高流。而行草則伯機古勁，類唐人。”恐怕這是對鮮于樞草書較為準确地評價。從上面作品的對比分析來看，也印證了這一點。
趙孟頫是高舉“複古”思想大旗的領軍人物，他對鮮于樞的書法評價不吝贊賞。1294年趙孟頫以四紙請鮮于樞作大草，鮮于樞書五絕二十字與之。趙題跋雲：“困學之書，妙入神品，仆所不及。”這不應是客套話，是發自内心由衷的稱贊。從書法史盛衰來看，鮮于樞提倡“複古”思想的意義不亞于趙孟頫。
總之，作為一代書法大家，他的書法由唐人書法入手，再上溯東晉二王。他功力紮實，善懸腕作字，喜用狼毫，強調骨力。他的大字楷書雄逸健拔，圓潤遒勁，氣勢磅礴而不失規矩。行書結體謹嚴，真力飽滿，潇灑自然。草書學懷素并能自出新意，筆法縱肆，氣魄恢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