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紅四方面軍造币廠

1933年11月18日，為了廣泛開展土地革命，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紅四方面軍造币廠（又稱川陝省造币廠）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廠長由時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即後勤部）部長、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的鄭義齋兼任。這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全國各根據地中最具規模的造币廠，它對于統一根據地币制、活躍根據地金融、穩定根據地物價、改善根據地人民生活、促進根據地貿易、發展工農業生産、鞏固川陝蘇維埃政權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誕生于戰火之中

20世紀30年代初期，四川軍閥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四處設廠造币，舊政府、銀行、商會又濫發紙币強行使用，貧苦老百姓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紅四方面軍入川時，隻帶有少量鄂豫皖蘇維埃一進制銀币和紙币，僅供軍隊内部使用。由于沒有發行和使用蘇維埃政權的法定貨币，緻使紅軍給養、蘇維埃政府财政收支和根據地經濟發展均受到嚴重制約。

為了幫助川陝根據地軍民度過艱難的歲月，在攻占通江不久，紅軍即着手建立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及造币廠。

1933年1月，紅四方面軍襲擊了陝西“南大門”的鎮巴縣，繳獲了川陝邊遊擊司令王三春部制造銅元的機器以及部分銅料。同年8月，又一舉端掉了四川軍閥楊森在營山的造币廠，将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資從羅江口用船運到了通江城。緊接着，又攻占了川軍諸侯李家钰建在南部縣謝家河的造币廠。然而，由于造币裝置不全，技術人才奇缺，正規的造币廠一時還無法建立起來，僅能在一些作坊制造批量很小的紙币和布币，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壯大的紅色政權需要。

1933年2月，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公布了《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确定設立工農銀行，“制造蘇維埃貨币，統一币制，流通蘇區金融，實行對工農的低利息和無息借貸，幫助合作社發展”。

1933年10月17至27日，紅四方面軍抓住敵人兵力分散、後方空虛的有利時機，秘密集結主力10餘個團發起了宣達戰役，打擊盤踞在宣漢、達縣、萬源、城口等地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三軍，重創了四川軍閥劉存厚部，斃俘4000餘人，繳槍8000餘支、火炮36門、電台2部、子彈500餘萬發、銀元100多萬元、布匹20萬匹、棉衣2萬餘套，蘇區向東擴充約150公裡，将通南巴地區與川東遊擊根據地完全連成了一片。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5萬人擴充到8萬多人。

劉存厚是四川簡陽人，早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曆任重慶鎮守使、四川護國軍總司令、四川督軍等職。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川陝邊防督辦，盤踞達縣、宣漢、萬源、城口地區達10年之久。劉存厚在達縣建有占地約600畝的兵工廠和造币廠，勞工近千人，機器裝置140多台，其造币廠的規模、裝置、技術力量在軍閥造币廠中首屈一指。

尤為可喜的是，由于敵人倉皇逃竄，劉存厚耗巨資建立的兵工廠、被服廠、造币廠全部落入紅軍之手，計有各種機器138台。其中，屬造币裝置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圓車、碾片機、印花機、滾邊機、搖光機、制模機、銀爐、磨光工具等，另有銅磚800餘塊，每塊重45-50公斤，雜銅1萬多公斤，濃硫酸、硝酸100餘缸，每缸重50-100公斤，進口鋼材5000公斤，焦炭1萬多公斤。

為了将這些機器裝置搬運到根據地，時任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鄭義齋和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動員了5000多名根據地軍民，肩挑背扛、水陸兼程，行程150餘公裡，将這些機器裝置運回通江。鄭義齋親自出面，動員原造币廠的技師勞工到根據地工作，并組織他們負責裝置的拆卸和安裝。

1933年11月18日，紅四方面軍造币廠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開始生産和發行川陝革命根據地貨币。據史料記載：紅四方面軍造币廠成立後，日産銀元大約七八百元，銅元約5000枚；石印局的紙币和布币生産，用石印機3至8架，每架日産量約9000張。到1935年8月，共發行貨币200萬元以上，其中銀元50萬元以上，銅元30萬元以上。銀币和銅币的鑄造和發行量之大，居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各根據地首位，為突破敵人的經濟和軍事封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壯大于危難之際

紅四方面軍造币廠的發展與壯大，是與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财政經濟工作的主要上司人、紅色理财專家鄭義齋分不開的。

造币廠成立後，為了吸引技術力量，鄭義齋決定：凡是過去在軍閥造币廠任職的，隻要願意留下來工作，一律歡迎。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陝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還專門釋出公告：“對于醫生、軍人、技師、熟練勞工、科學家、文學藝術家等專門人才，及一切知識分子和學生，不但不殺，如果這些人願意忠誠在蘇維埃政權下服務，政府予以特别優待。”紅四方面軍造币廠鼎盛時，勞工達200多人，其規模之大、裝置之齊全、技術力量之雄厚，堪稱蘇區之最。1934年春，造币廠随川陝省工農銀行遷至通江苦草壩得漢城裡張家四合院内。

鄭義齋特别重視人才。何陽洲原是國民黨兵工廠的技術骨幹，技藝高超。敵兵工廠被紅軍打下來後，他表示願意留下來為紅軍服務，并專門設計了鑄造銀币、銅币的印花鑄字的“鐵羅漢”壓機。鄭義齋任命他為造币廠和兵工廠的總技師，并兼任子彈廠的廠長。

紅四方面軍造币廠下設生産股、制模股、修理股、管理股等機構，内分石印局和造币廠。石印局設在通江縣苦草壩街道李家院子，有機器8部，勞工30多名。除印制布币、紙币外，還兼印稅票、傳單、檔案、報紙。造币廠按工種分為熔化、輾片、宰片、淬火、沖坯、滾邊、印花、正漿、磨光等工廠中的房間，專門鑄造蘇維埃銀币、銅币。造币廠品種和形制計4類19種。其中，在蘇區内流通紙、布、銅、銀4類15種。具有代表性的種類和形制有壹串紙币、叁串紙币、壹圓紙币、貳串布币、壹圓布币、五分銅币、小200文銅币、大200文銅币、500文銅币、壹圓銀币等，與壹圓銀币相配套的還有伍角和貳角銀輔币。

紅四方面軍造币廠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凡進出廠人員均要接受檢查，并佩戴出入證。工廠實行考勤制度，每班工作6至8小時，獎勤罰懶。産量多、品質好的給予獎勵，曠工、遲到和工作差的扣發工資。因事缺席或生病者必須請假，經廠長準許後才能離崗，且上午出廠，下午必須按時返廠。職工一般不允許同外面的人接觸，即使會見親朋好友也有時間限制。勞工按技術高低、生産産品品質好壞發放工資，低至3元，最高可達40元，如遇加班則另發獎勵工資。廠裡還建立了工會和共青團組織，職工的文化學習、體育娛樂活動等都搞得生機勃勃。

紅四方面軍造币廠除了鑄造蘇維埃錢币外，還大量仿制國民黨袁大頭、孫小頭以及四川漢字銀币，并用所造銀、銅元及仿制的銀币，從重慶、成都、西安、武漢等地購買了武器彈藥、藥品、電台、電池、有線電話、地圖、醫療器械等大量急需軍用物資，用以充實壯大紅軍部隊。

那麼，造币廠的原料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據有關資料記載，造币的原料主要有3個來源：一是繳獲敵人和沒收土豪劣紳的銀磚、銀錠、首飾、器皿等；二是根據地群衆捐獻的銅盤、銅碗、銅壺、銅盆、銅箱扣、銅門鎖等；三是從白區購進一部分。從原料到成品要經過8道鑄造工序，才可入庫或發行。當時，紅四方面軍造币廠鑄造的銀币，工藝精湛，質地優良，含銀成分及重量均比白區銀元高，故在兌換時也要比白區銀元多兌一串。

為了防止敵人假冒仿造布币和紙币，紅四方面軍造币廠還采取了許多防僞措施，即在票面圖案花紋和文字中添加暗記，使用5種顔色套印，并使用了變體美術字和藝術性較強的圖景、人像等花紋圖案。貳串、叁串布币上，每張印有正方形、橢圓形、大小長方形的4顆印章，這些印章有些是鈔票專用印章，有些是金融負責人私人印章，有些是政府或銀行的公章。另外，還會不定期更換票面顔色和版式。

轉移于長征之前

1934年11月，紅四方面軍召開了清江渡會議，制定了依托老區，向甘南發展新區的“川陝甘計劃”。紅四方面軍主力随即西移，15個團計數萬紅軍集結于旺蒼城附近。川陝革命根據地黨政軍首腦機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中共川陝省委、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等46個黨政軍機關進駐旺蒼。一時間，旺蒼壩成為川陝革命根據地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紅四方面軍上司人在此部署指揮了廣昭、陝南和強渡嘉陵江三大戰役。小小古鎮紅歌飛揚，紅旗招展，成為了一座名副其實的紅軍城。

紅四方面軍造币廠也随之遷至旺蒼黃洋鎮爛槽溝。

紅軍造币廠從通江遷來後，勞工們邊安裝，邊生産，繼續鑄造銀币、銅币，印制紙币和少量布币。銀币、銅币工廠中的房間和保管處設在爛槽溝楊家院子，紙币、布币工廠中的房間設在張家大院。造币廠下屬的生産股、制模股、修理股、生活管理股也設在張家大院和相鄰的幾個院子裡。由于當時戰争形勢緊迫，工廠實行每日三班8小時輪班作業、超産得獎制度。僅4個月就趕造了銀元2萬多元、銅元1萬多元，以及大量的紙币和布币。還仿制了相當數量的袁大頭、孫小頭及四川漢字銀币，這些貨币在川陝蘇區廣泛流通，徹底改變了當地自給自足的“實物經濟”。（來源|《讀者報》 資料原出處：《黨史縱覽》 何廣華 何明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