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到底有多久呢？對岩井俊二來說也許就是一輩子，他的電影永遠離不開青春；對王小帥來說，他的青春期也很長，2012年他還在拍攝《我11》。”
程青松做《青年電影手冊》已經十年，這一次的主題，他選擇“青春”。
當下中國電影市場生産了大量的“僞青春片”，他想撥亂反正，讓大家看到世界電影史上有哪些好的青春片。
“這是劣币驅逐良币的時代，連正常的電影批判聲音也都消失了”，但他還是不願意噤言，堅持要給中國電影打掃衛生，就像這十年來他一直在做的。
封面新聞“與時代對話”第八輯：程青松。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 薛維睿
青春有兩個母題
“青春”是程青松喜歡的主題，“不僅是我，翻閱電影史，幾乎所有的大師都拍過一部關于青春的電影，甚至有些導演一輩子都沒有走出他的青春期。”
為什麼青春容易讓人産生創作的沖動？在他看來，這是因為青春有兩個重要的母題。
一是故鄉，“許多導演的青春電影都選擇回到故鄉拍攝，那裡是他的根，能夠捕捉他最熟悉的種種細節。”
比如賈樟柯《小武》，“這是他的第一部電影”，講了他故鄉汾陽一個歪頭晃腦的青年，愛上陪唱小姐胡梅梅，陪她逛街做頭發，聽她打電話騙家裡人，在澡堂一遍遍唱她喜歡的《心雨》。
還有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電影程青松看了很多遍，講的是“小公園幫”和“217眷村幫”的少年們壓抑又躁動的青春，電影幾乎是對60年代台灣的紀錄。
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這次也入選，台南的小村莊，阿遠退伍回鄉，青梅竹馬的阿雲已經嫁人，他孤零零地看着逐漸陌生的土地，走到田裡去探望正在照料番薯的阿公，聽阿公唠叨這些年裡發生的一切，一邊看着掠過山頭的雲影和太陽下蒸騰的土地，“就是這樣，青春常常是裹挾着鄉愁的。”
故鄉之外，程青松認為，“自我覺醒”是青春第二個重要的母題。
首先是身體的覺醒，“女孩第一次初潮和男孩第一次遺精，都是生命中重要的體驗。”程青松提到史蜀君的《失蹤的女中學生》，講了一個14歲的女生第一次初潮和純情的性幻想，“一部80年代的青春片能大膽地關注到這個，很了不起了。”
還有少年的躁動和莽撞，他講到《陽光燦爛的日子》，馬小軍也不明白為什麼記憶裡會把米蘭照片裡的衣服錯看為泳裝；他為什麼從高台上一躍跳下去，隻是為了想引起米蘭的注意；以及他後來總莫名對米蘭總是惡言相向，低劣地開着成人的玩笑。
伴随身體成熟而來的，是意識的覺醒，程青松說，“人在探索自我的時候，往往最容易和外界發生沖突”。
比如1985年的《紅衣少女》，講了一個會在課堂上指出老師錯别字的女生，在被孤立、被排斥中，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真實的人，“誰又沒有那樣一件想穿又不敢穿的紅襯衫？這部電影很好地表達了成長的困惑，還拿到了當年金雞獎的最佳影片。”
還有蘇聯電影《醜八怪》，也是一個少女被排擠、被迫害的故事，當在成長中要和整個外部世界對抗的時候，那種毀滅感是強大的，“這個時候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可能不亞于之後的整個人生。”
青春是殘酷的
這次的《青春電影手冊》，程青松和他的團隊在電影史上選了600多部影片，最後又從中投票篩選出103部，“第一部是1956年伯格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最後是《野馬》。”
入選的電影沒有統一的評判标準，但如果要選擇一個詞評價青春，程青松選擇“殘酷”，這種殘酷“不是現在很多青春片裡的強說愁，是很真實的痛苦。”
“優秀的導演會把青春的這種殘酷表達出來”，做這次《青春電影手冊》封面人物的采訪時，導演王小帥說，“我為什麼對《青春殘酷物語》的印象那麼深？‘殘酷’很準确，青春期一切都是放大的，包括痛苦，這是最可愛的一點。而這一點除了自身以外，其他是社會、環境、背景造成的。
電影《青春殘酷物語》海報
程青松講起他的表姐，因為高中的時候成績不好，她的青春就是在不斷地複讀中度過，但最後還是沒有考上大學。“看起來好像很平凡，每天上課下課，參加聯考。但是，很多年以後，她給我說起當時的日子，全是看不見的内心掙紮，很多次都不想活下去了，甚至都想殺了媽媽。”
“青春時期的心理問題是普遍的”，這些可能是因為不自信産生的羞恥感，對自我的懷疑，或者是認同感的缺失。
程青松還講到他最近一次經曆，他因為有恐飛症，一直逃避坐飛機，前段時間去一家心理醫院咨詢醫生。“醫院有16個診室，我從上午7點半一直排到晚上11點半，這期間看到許許多多家長陪同來的年輕孩子。”其中一個男孩他印象深刻，家長問他問題，他不說話，就一直哭一直哭，“我想，這張青春面孔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這讓他想起岩井俊二的《夢旅人》，講了三個在精神病院的孩子，他們沿着醫院的圍牆走出去，在城市裡流浪。除了唯美的愛情，電影裡更多表達的是青春的殘酷。“在采訪岩井俊二時，他說電影來自真實的故事”，程青松說，“真實的青春就是這樣的，隻是一些電影沒有去觸及核心。”
我的青春是愛情和電影
當問到入選的電影有沒有哪部能夠代表他的青春時，程青松想了想說，“目前還沒有，我的青春比較特别。”
他分享起青春時期的一些經曆。1983年，他剛上高一，那年他在《中學生》雜志上發表文章，得到了一筆稿費。“河北灤平縣叫王兆梅的一個女孩寫信給我，說很喜歡我的文章，說她中學畢業在做花卉養殖業，希望我能夠支援她的事業。”
他也不管對方是不是騙子，隻是憑着一封他覺得很真誠的信，把稿費都寄給了那個女孩。後來，王兆梅成了那個時候全國創業成功的榜樣，“就像現在的馬雲一樣。”
憑着感覺行事，這樣的性格在他面對人生選擇時也沒有改變。
1986年的招工考，他考了第二名，有四個地方可以去，分别是新華書店、電影院、糧食局和稅務局。母親在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從小就有看不完的書，是以書店他不必去；而糧食局和稅務局，“我去能幹嘛呢？賣米還是貼發票？”
于是，他選擇去電影院做放映員，在長江邊上的一個隻有一條石闆街的小鎮，一待就是九年。
“這九年放了多少部電影我也沒算過，春節一天要放八場，平時每天至少放三場。《紅高粱》、《老井》、《邊城》，商業片《峨眉飛盜》、《世界奇案的最後線索》、《危險的蜜月旅行》，這些都是我當時放過的影片。”
“在小鎮工作一年以後，上街去貼海報，他們遠遠的就喊我‘程電影’。”
他的初戀也是在那個時候，兩個人就在重慶的小鎮，“一起在江邊遊泳、一起打羽毛球、一起散步，一起讀顧城，一起看着電影裡的畫面，仿佛那就是我們向往的生活。”
但是，這段關系被家長阻止，他們被迫分隔兩地，他隻能每天坐一個小時的船過去，兩人趁着下班的間隙，偷偷約會。
青春時期的感情，多是無疾而終的，他們也終究沒有在一起。1995年的時候，他以專業課第一的成績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兩年後，已經結婚的戀人在給他的信裡說，“你已經離開了這個傷心的地方，而我将永遠留在這裡。”
“世界上所有愛情故事裡的細節，跌宕，全部在我們第一次的愛情裡呈現”，到了現在，故事裡耿耿于懷的部分已經過去，剩下的都是這段青春歲月的饋贈，“我已經把這十年的故事寫成了劇本，隻待合适的機會把它拍成電影。”
說真話沒那麼可怕
這次《青春電影手冊》選出來的103部電影中，2008年到2017年的國産電影隻有兩部入選。這樣的境況，程青松很擔憂，“就像王小帥說，導演喪失表達，那麼這一代人的青春就一定會在銀幕上缺失。”
這個缺乏青春記錄的時代，又正是青春片産量最多的時候。問題就出在這裡，在程青松看來，任何藝術作品都需要時間去打磨，“就連好萊塢的商業片，也要做上好幾年，而現在的中國的電影可以很短時間就做出來，很多明知品質有問題，還是急着去套現。”
“市場上有太多粗制濫造的僞青春片”，在他看來，這些電影裡充滿了媚俗的套路，“車禍、堕胎、撕來撕去，沒有人的青春會是《小時代》那樣的，《緻青春2》也還不夠好，《栀子花開》這樣因為一首歌去做電影的，更是極不負責任的。”
不僅是青春片，對電影市場上其他差的電影，他也一直在發出批評的聲音。
2009年他辦了第一屆“金掃帚獎”，這個類似國外的“金酸梅獎”的節目每年都為年度最差影片頒獎。今年3月，“第8屆中國電影金掃帚獎頒獎典禮”依舊舉行，《封神傳奇》、《澳門風雲3》、《擺渡人》獲得最令人失望影片。
很多人都問過他是否害怕得罪人，程青松也多次說過，既然都敢做它，肯定就不怕得罪人。而且，“我是針對影片，對事不對人。張藝謀導演的《秋菊打官司》很好，但他的《三槍拍案驚奇》，《三槍》爛不代表《秋菊》也爛。鄧超因《烈日灼心》被提名最佳男演員，但他的《惡棍天使》就是可怕呀。”
“說真話沒那麼可怕，我說不來假話，這可能跟我從小的個性有關，我對身邊的人也是這樣，有什麼就說什麼”，程青松說，曾經“金掃帚”的“最令人失望集體表演獎”就頒給了譚維維和黃奕，“雖然她們都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
前些年沒人領獎，還有贊助上的一些困難，也曾讓他一度辦不下去。“但我現在覺得沒什麼了，‘金酸梅獎’大多數時候不也沒人去領。”
“況且，後來還是有人來面對的。”曾經小沈陽在微網誌上說過，“金掃帚”應該辦下去，這個獎他虛心接受；導演馬偉豪在得獎後也說，“我想這是一個沒有黑幕和内定的獎，我認可這個獎的精神”；今年《緻我們終将到來的愛情》的導演鄭來志還來了，虛心上台領下“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獎”。
他還覺得欣慰的是，每年都有人來支援他，去年有陳建斌和劉曉慶，今年是郝蕾和王小帥。“有人支援我，我想是因為我很坦蕩，大家都看得到，我辦這個獎并不是為了賺錢，我隻希望有人能夠聽到這個聲音”。
他不知道能不能改變現狀，隻是本能地去做一些他能做的事。“做這些事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我很早就是這樣。”高一的時候，程青松曾在《大衆電影》上發表過一篇影評，把當年全國電影廠一年中所有的電影做了一個彙總點評，這篇影評名字叫做《充滿希望的一年》。
多一個說真話的人，中國電影的品質就多一分提高的希望。“你要堅持，有你這麼一個人，還是能夠多多少少影響一些人”，王小帥鼓勵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