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女孩子之間的感情可以多複雜？老生常談的“閨蜜”和“塑膠花”之間也許隻隔了薄薄一層紙，你永遠看不透那層微妙的差異，就像你永遠也搞不清楚，她們為何喜歡結伴上廁所。
假設存在這樣一種關系：兩個要好的女性同伴，她們分享同一份成長，分享來自外界的善惡，她們在童年時親密無間，少年、青年時暗暗攀比，中年到晚年相伴相惜，她們的一生因為對方而沉浮跌宕。
這是一種令人生羨的完美友誼嗎？
如果有一天，她們的關系突然遇到了某個阻滞，繼而友誼開始面臨挑戰，彼此間的親密、信任随之變形，甚至反目成仇。
你會下意識想到什麼？誤會，嫉妒，攀比，還是男人？
在百度和谷歌搜尋“女性友誼”，你一定能在第一頁内看到類似“女性之間為什麼沒有真正的友誼”的問題。
人們對女性之間的友情抱有誤解，因為很少有人真正将它刻畫透徹，解讀精準。完美的女性關系甚至比美滿的愛情還罕見，而無論是在虛構文藝作品還是現實裡，她們呈現出來的模樣往往都是複雜多面的。
當我們試圖去觸探它時會發現，“友誼”一詞并不能恰當地概括很多類似關系裡的微妙性。
現代人給女性友誼冠以許多别稱：姐妹，閨蜜，塑膠花…在不少影視文學作品裡，還有一個詞——“雙生花”：一種一株二豔的植物，她們用最深刻的傷害來表達最深刻的愛，但當任何一方死亡的時候，另一方也悄然腐爛。
女性之間的感情，或許的确比愛情遠要複雜太多。一男一女相吸引，因為欣賞或因為性，而兩個女人互相吸引，無關乎情欲和征服，它們必定糅合了欣賞、依賴、憐愛等情愫，同時也少不了競争、較勁和嫉妒等複雜元素。
就在這個剛過去的五一假期，你也許能在某些影咖開出的劇片大餐裡見到一部騰空而出的意大利網劇：《我的天才女友》。
很多人早已聽聞了其原著《那不勒斯的故事》。意大利作家艾琳娜·斐蘭德曆時4年，以自傳色彩創作的四部曲長篇小說，内容貫穿“埃萊娜”和“莉拉”兩位女性足足60年的成長史，這半個多世紀的叙事，也将一座城市的内外變遷、一段意大利時代烈焰點燃。
陸續被搬上熒幕的兩部劇最大程度尊重了原著，對女性成長的緻密刻畫從文字中溢出，既保留了文學性，又幫助這部神秘作者的史詩級女性傳說作了更細密的注腳。
那不勒斯的故事貫穿二戰到90年代蘇聯解體的動蕩幾十年間，但它的重點不是時代反思，而是更鮮明、直接地關注女性個體，可以說填補了那個時空次元裡，世界文學對女性形象的空白了解。
它探讨了婚姻與幸福的關系，知識在階級和命運抗争中的作用，但使其從其他類似題材的文學創作中脫離出來的，是它對兩個女性間深邃而精細的關系探讨。
這種“關系”，用“友誼”二字概括還不夠。
正如《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國譯者陳英所感慨：埃萊娜和莉拉的關系“比愛情更長久，比親情更深刻，她們是一種非正常友情，甚至于用“友誼”來界定都顯得狹隘。”
從書到熒幕，從兩個女性的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各自獨立而又互相羁絆的人生，我們得以窺見附着在“她們”親密關系的内在轉向，窺見女性成長過程中僅存于“她們”之間的某種微幽之境。
在書和電影裡，大家都叫“lila”為“莉娜”，隻有埃萊娜叫她“莉拉”，并且隻有她可以叫她莉拉。
這代表着她獨一無二的位置，及這段關系對她無可替代的重要性。
是什麼導緻兩個人跨越幾十年的生命彼此糾纏羁絆？
故事發生在二戰後的意大利，埃萊娜和莉拉出生于小城那不勒斯的城郊——典型的“庶民”聚集區。這裡的房屋簡陋破敗，不少人靠借錢度日，也有人放貸發家緻富。男人們粗俗而暴力，讨債、争奪地盤和女人，對自己的家人卻拳打腳踢。人們喜歡生孩子，卻鮮少養得起，尤其是女孩，念完國小後幾乎就沒有條件再繼續讀書。
貧窮，愚昧，暴力，是埃萊娜和莉拉成長的環境——意大利五十年代的那不勒斯社群。
兩人的友誼誕生于一場惡作劇。有一天，在院子裡玩的時候，莉拉突然将埃萊娜的布娃娃扔進了地窖，那是街區的暴戾之徒屠戶堂·阿奇勒的家。莉拉決定上前去要回布娃娃，埃萊娜雖然恐懼，卻也跟着一起去，也幾乎是從那一刻起，埃萊娜在心底暗暗下了決定，“你怎麼做，我就會怎麼做。”
這句話成為了她們幾十年的友誼模式。
埃萊娜不可自已地被莉拉吸引，她們一個文靜卻有些木讷，一個粗野卻靈氣性感，她們從那麼小的時候開始，就在對方身上看到了潛意識裡缺失的另一個自己，相同的成長環境、身份地位和年齡讓她們的互相靠近成了必然。
從相識到相知，兩個女孩都像塵埃裡長出的花，因為有彼此，在童年時期一起面對可那麼多混亂和頹敗，在廢墟中立志共同對抗現實。
埃萊娜：“我跟莉拉從未怎麼說話，盡管我們總是在比拼，但是不知為何，我總是被這個壞女孩吸引。”
然而，貧窮讓她們的命運開始分野，到中學齡時，埃萊娜得到了繼續上學的機會，莉拉卻不得不幫父親制鞋。
在寫作和設計上，莉拉都表現出驚人的天分，但這一次，她依然沒有逃過命運碾壓：由于貧窮，也為了讓自己設計的鞋能得到生産，不得不嫁給暴戾的肉鋪店兒子，利用肉鋪老闆家優裕的資金條件，幫助自己繼續完成對底層的抗逆。
埃萊娜也在與自己的命運對抗，這是這部故事的女性主義根基所在。如她生命晚年做下的總結：“我的整個生命，隻是一場為了提升社會地位的低俗鬥争。”
埃萊娜追随着莉拉，羨慕她也讨厭她，她離不開她，她似乎在期待：模仿無所畏懼的莉拉，能不能逃出這個令人厭惡的環境？
她們擁有彼此，同時卻抗拒彼此。在互相的指引、拉扯中成長，不斷逃離底層的地心力，卻悲哀地發現最終難以掙脫被那股力量撕扯着往下拉拽。
由于階級硬傷，性格差異和時代背景，埃萊娜與莉拉的友誼注定帶有毒刺。莉拉以天才般的智識和洞悉力，選中了埃萊娜，且隻接受埃萊娜，支援她，也傷害她。
這種傷害，也許一部分出于妒忌，她妒忌埃萊娜的溫順美好，卻與舊城區和時代的灰黯格格不搭。莉拉是壞的，甚至是惡毒的，而埃萊娜，她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
妒忌，是兩位女性中尤為值得玩味的一種情感。
紐約書評則給這四部曲做出評價：它精彩而持久地探索了“嫉妒”——這種最為緻命的情感，因為它有時候會将自己僞裝成愛。
埃萊娜在莉拉身上找到自己沒有的勇氣、靈氣和生命力，她自認不聰明，隻是足夠幸運，而莉拉的尖酸辛辣，聰明果敢是她永生追随向往着的。
莉拉擁有的全部，則是那副姣美的容貌，和縱然出彩，卻無處可施的才智。
她在埃萊娜身上寄托了自己對讀書、寫作的所有寄願，這個世界上，她沒有别的人可以相信和依靠，是以，哪怕面臨埃萊娜會超過自己的擔憂，她也不得不一邊忍受着底層的勞苦工作，一邊支援埃萊娜繼續念書，完成莉拉自己心中的那個女孩的成長。
莉拉用自己賺來的錢，供埃萊娜買課本，但她卻毫不掩飾自己對埃萊娜偶爾流露的妒忌、藐視和冷淡
這無疑是可笑的，這種身份與性情的錯位，是對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之一種反抗。然而莉拉雖看似早已接受了這種可笑，隻有埃萊娜知道她的内心仍然潛伏着巨大的能量，為了壓制那種能量，莉拉無時不在忍受着痛苦。
埃萊娜為她感到憐惜，痛苦和擔憂，隐隐也有一種自身的自豪與驕傲，甚至有意無意地在莉拉面前“展示”自己的所學所得。
但随着年齡增長，兩人從女孩變成真正的成熟女人，埃萊娜感受到自己看似擁有莉拉向往而未曾得到的，學曆，人脈，更優越的社會地位。
她的内心仍舊是空洞的，為了莉拉，也為了把莉拉比下去，她努力了一生，卻終究沒有辦法變得像莉拉一樣發自内心地聰穎，她感到自己心中缺乏莉拉那種真正的才華與智識。
埃萊娜和莉拉從未停止嫉妒彼此，卻也從未停止愛對方，這種感情蘊含的力量，是任何一種“偉大”或“聖潔”的愛情，都無法比拟的。
一如電影《流金歲月》裡所說：“我成功，她不嫉妒，我委靡，她不輕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兩個女人之間的感情，要麼十分脆弱，要麼固若金湯，而後一種表現出來的樣子，絕不一定是最大程度的親密。
也如陳英在譯後總結：“友誼如果不存在陰暗面，就不是真的友誼。真正的友誼不是隻有甜的，還有背叛、妒忌和仇恨。”
不僅是在那不勒斯的故事裡，不少學界、文藝作品有着一套陳詞濫調：兩個女人越是越是關系要好，她們之間的二進制性就越是危險。
女性間的友誼：那朵嗜血的花
在古典西方時期，女性與男性相比是弱者，被認為不配擁有“最高層次的友誼”，因為她們不夠忠誠和堅定。
亞裡士多德将“友誼”劃為三種類型，分别對應“善好（goodness）、快樂（pleasure）和優勢（advantage）”。唯有這三者都到位，才能實作“良善意願”（good will）——即建構一種充實、幸福且深刻的關系。
但這三種“良善”的平衡卻并非易事。就算抛開性别來論，兩人之間互相的、共享的價值和期望，往往很難達到絕對平均。正如亞裡士多德同時提出的論斷：如果兩人之間對此種善好的欲求出現了不均衡，那麼友誼将變得不穩定。
且這種不均衡，在心性相較更為敏感的女性間尤為突出。
英國作家薇拉·布裡頓在《友誼的見證》裡寫道：“從荷馬時代開始，男性的友誼就享有榮譽和贊美，但女性的友誼……通常不僅不受歌頌而且還面臨嘲諷、輕視和誤讀。”
十六世紀，蒙田在《論友誼》裡提出“異體同心”（one soul two body）的概念來論證友誼的重要性，卻認為“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這種友誼”，“她們的靈魂看來也無法承受如此緊密且持久關系的壓力”。
進入現代社會後，随着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和經濟文化的發展，媒體、文藝和學界對女性關系給予更多關注，而不是簡單地把女性從社會二進制性别文化裡提取出來當作凝視和讨論對象。
女性之間互相較勁、小肚雞腸和撕裂後又和好的橋段被屢屢搬上熒幕。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榮耀之路》、《永别了，武器》等電影，到工業時代後在《衰姐們》或《大小謊言》、《賤女孩》和《獨領風騷》等影視劇，更有好萊塢式強情節商業片将友誼訴諸某種變質的迥異情誼。
電影《末路狂花》
《罪孽天使》、《末路狂花》等影視經典，則反諷了如膠似漆的“閨蜜”母題，在很多情況下虛僞、做作的同性關系不僅造成友情的破裂，更帶來了另一種病态關系的結繭。
女性情誼，究竟是理想國還是紙房子？完美的女性友誼存在嗎？
粗略地看，女性之間的友誼被認為更多建立在“分享生活”而不是“精神共鳴”上，如《欲望都市》裡那樣，四個性格迥異的女孩經常一起購物、參加聚會、八卦。
同性友人的陪伴與結合更為輕松與自由，它更傾向于一種樸素的陪伴、承諾。當她們更從生活到生命，走進彼此的精神和心靈世界，一扇新的情感大門被打開了。
2018年，兩位美國作家瑪麗蓮·亞隆和德雷莎．布朗在合著《閨蜜：觀看女性友誼的曆史》裡将女性友誼分為四個基本特征：1. 感情和眷戀。2. 展露内心，分享秘密。3. 柔情、溫暖的身體接觸。4. 互相依存、關愛、友好及利他。
多走一步，面臨的挑戰就越多，這是人類親密關系裡的脆弱性本質決定的，這意味着，女性之間的聯結有多強烈，可能存在的羁絆、糾葛也就有多深。
諸多複雜性，正昭示了女性之間關系的某種“動态性”。種種猜疑、妒忌、攀比和沖突的複雜情感，讓女性友誼成為女性友誼，有别于任何一種純粹、闊拓的“兄弟情”或“姐妹情”。
男性之間友誼的最高境界被稱譽為“刎頸之交”，但向來被認為複雜的女性關系，實際上才沒有那麼戲劇化、儀式化。
女性友誼差別于男性友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排他性”。
電影《欲望都市》
第一種意義的“排他”，是對彼此的強烈獨特吸引力，甚至是以衍生出來的某種占有欲。
當一個女孩若擁有一個被她們稱為“閨蜜”的女性好友，就會為自己在彼此心中的特殊身份地位感到驕傲。她們彼此交換的對于社會和情感世界的了解，及由此産生的思緒碰撞，往往在潛移默化中互相幫助對方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如何去成長。
一旦這種獨特性受到威脅，她們會潛意識地維護和守護自己的地位。又由于過度地将精力放到對方身上，由是産生了“嫉妒”。
如果說男性之間的較勁近似人類原始時代的力量鬥争，如狩獵、進攻和防禦，是一種“超越”，同時也是一種齊頭并進，一種正面的能量，女性之間的攀比則更是暗地裡的，不做聲色的。這是一種潛在的、隐性的較量。
相較于男性之間活在陰柔規訓和邊緣化語境裡的女性，則不習慣将攻擊性外露，而是壓在心頭，用和善、溫柔與親近去掩飾它。
這種掩飾就像男性的慕強，其實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機制。
在那不勒斯的故事裡，莉拉和埃萊娜看上去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女孩，莉拉從頭至尾都是個十足的霸淩者。無論是在這段關系裡，還是在她自己的人生中，哪怕她不能真正主導命運，但她從來都呈現一幅兼具妒忌的他害性、危險的自毀性模樣。她一次又一次利用埃萊娜，但也無法停止關注她、對她好。
聽上去是不是有點耳熟？愛恨交加的關系，一方主導，另一方欲罷不能，甚至隻有在對莉拉的崇拜、憎惡和追随中，埃萊娜才能找到自己的意義。
為什麼？她為什麼不離開？她為什麼被她吸引？
就像愛情一樣。沒錯，愛情。
“男人”，在兩個女性的關系裡，或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構成威脅和羁絆的，但亦有很多時候，男性才是女性關系消長的一塊巨石。可能是墊腳石，也可能是絆腳石。
岩井俊二的電影《花與愛麗絲》以溫情單純的筆調，描繪了兩個女性因一個男孩而起的成長悸動。
電影《花與愛麗絲》裡面，花為了幫助愛麗絲追到喜歡的男孩子，隻有将自己的情愫藏起來
兩個性格迥異的人在面對同一個喜歡的人時，心中産生的漣漪、行為産生的倒錯，都給她們之間友誼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質變。
美國記者麗貝卡·特雷斯特在《單身女性時代》一書中指出，當女性從小就被鼓勵将異性的愛作為獲得幸福和認可的主要（唯一）方式的時候，就會忽略同性的交流與陪伴的重要性，并讓“這些女性朋友成了在男人面前互相争寵的對手”。
曾國祥電影版《七月與安生》海報，一個男人+兩個女孩的直覺設定，一目了然
當然不是“争寵”這麼簡單的概括，但不得否認，男女在處理感情方面的思路和行為模式天然有異，女性似乎更擅長飛蛾撲火，淪陷後香消玉殒的例子不在少數。
《我的天才女友》也一樣，埃萊娜和莉拉的幾十年羁絆，離不開幾個男人的糾葛纏繞。最主要的一個，就是埃萊娜從小的心儀對象尼諾。
尼諾利用埃萊娜的才華，卻和其他男人一樣迷戀莉拉。這似乎是某種必然，是讓兩個女性都失望和頹敗的必然，故事裡，關于愛情的戰争，還沒開始打響就結束了。
莉拉熱烈，激情，敢愛敢恨，義無反顧，哪怕遇到傷害，也可以一邊狠狠咽下悲傷，一邊繼續散發自己作為女人的獨特魅力。而埃萊娜，被不幸的婚姻束縛着，她從來小心翼翼，孤獨苦悶，驕傲被熬成蒼老，郁郁終生。
對待愛情的态度，是女性對待人生姿态的一種折射，重塑并勾勒着她們，讓她們從對方身上認識到自己，也從自己身上看到别的女性。
在感情裡，女性因而具有某種天然的“同屬心”。她們越是能體會到愛情帶來的秘辛之動魄，越是能敏銳察覺到“愛情”帶來的一種獨特、尖銳的刺痛感。
當她們在意的不是具體的對象本身，而是“他愛不愛我”，及“他是不是隻愛我”，全世界就都可以變成敵人。她們變得神經質，變得“小心眼”和獨斷專橫，而此刻她們的脆弱性和攻擊性，都是最強的。
而對“愛”的争奪，比對名利、物質地位等社會關系的争奪，在女性之間都要強烈。
當同一個異性出現在兩人之間，她們的注意力往往從單向的異性之戀裡抽離出來，放到與彼此的愛恨交織上。她們由此進入了愛和沖突的微妙模式，并在其中不可避免地被塑造和被改變。
但如果說，她們對愛情的追求是猛烈的，且常常陷入“非愛即恨”的極端狀況，在友情裡，她們的情感能量并沒有削弱分毫。
無論承受了友誼帶來的多少痛苦，她們永遠會追求友誼，那種有别于家庭、情愛的，永遠具有誘惑力的情感港灣。這一點在美劇《絕望的主婦》裡以一種戲劇性的張力，表達得十分有力。
哪怕當友誼發生變化，當她們面對背叛、極度與競争，甚至失去信任，就像在愛情裡一樣，“盲目的女人”也很難放下自己對對方的期待，她們也許陷入互相折磨、互相糾葛的巢穴，但她們似乎永遠不會真正變得冷漠。
在不少女性主義理論家的眼中，女性之間的友誼多少具有某種“賦權”的意味。
從娜拉出走開始，女性開始尋找自我、争取權利，走向與傳統依附角色的抗逆。當無數文化藝術創作開始将叙事的主體對準女性自身。
這時，女性不再是滿足男性幻想及人類繁衍的載體，同性關聯的複雜性賦予她們以獨立性，其友誼感情的複雜性。
然而，在男性主導的世界裡，女性聯合建立起屬于她們自己的一方天地，短暫的逃離和歡悅，卻最終發現要回到性統治的世界裡。仇恨加諸彼此，實際上也是加諸自己：難道隻有在這種隔離的女性自建空間裡，才能尋找自我，忽視男性中心權力規範，重新尋找及建構自身價值？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過，在兩個女性的互相認同和暗地較量中，她們會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朝那種無力感、憤懑感沉墜下去，最後達到一個谷底，要麼經曆一次徹底的成長，要麼以頭破血流的毀滅讓這段情誼告終。
女性作為意識建立和發展的主體，利用友誼來進行自我探索，在一種略顯偏頗甚至極端的感情模式中，險些走向扭曲，然後在某個關鍵時點走向透徹的和解。這種和解背後，即是一次抽絲剝繭般的成長。
真正的女性主體叙事，并非戲劇化、表演性地講述她們的故事，也并不等于被标簽化、符号定型的“女權”，而是超越愛情和婚姻，真正站在“她們”的立場，以女性之口觀察和講述社會關系、情感關系，去體會細瑣而質樸的成長。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對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神秘作者身份，文界曾出現諸多讨論。甚至有人大膽猜測，寫出這四本書的作者未必是女性。
如果埃萊娜和莉拉的故事為真實傳記，作者即為第一人稱自述的埃萊娜，那麼匿去姓名和身份，是否出于擔心被世界另一頭的“莉拉”找到？
參考資料：
【美】朱瑟琳·喬塞爾森, 特裡·阿普特，《你笑起來真好看：女性友誼中的愛與傷》，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有限公司, 2018-11
【美】麗貝卡·特雷斯特《單身女性的時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5
【美】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德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閨蜜：觀看女性友誼的曆史》，貓頭鷹出版社，2018-12
【古希臘】 亞裡士多德 《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3-11
專訪 | “那不勒斯四部曲”譯者：真正的友誼不是隻有甜的，澎湃新聞，2019-04
《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書評）：michiko kakutani，review: elena ferrante’s ‘the story of the lost child,’ the finale in a quartet，sept. 3, 2015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排版 | 湊湊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