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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唯心主義理學,王廷相的唯物主義思想概述引言結語

作者:曆史達摩堂
王廷相(公元1474-1544年),字子衡,河南儀封人。他在唯心主義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敢于起來鬥争,反對虛靜空談,提倡“經世之學”,在當時有進步意義。他的學問比較廣博,主要哲學著作有《雅述》和《慎言》。

王廷相的世界觀,也是堅持氣一進制論的唯物主義觀點。他說:“天地未生,隻有元氣······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雅述》)他還提出:“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成,故人有人之氣,物有物之氣。”(《答顧華玉雜論》)這是說,宇宙間從來就隻有物質,在物質世界之上沒有任何别的東西,人和萬物都是由物質性的元氣産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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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哲學家王廷相

對氣和萬物的關系,他提出“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答何柏齋造化論》)的命題,認為無形的氣是有形的具體事物的種子,而有形的具體事物是由無形的氣所化生。這是氣和萬物的生化關系。根據這種氣化觀點,王廷相認為物質是自己運動,沒有主宰的。有元氣“即能運作而為陰陽”,“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

他指斥那些主張氣化是“必有主宰其間者”的觀點,認為這是“談虛駕空無着之論”(《答薛君采論性書》),沒有任何根據。對理和氣的關系,王廷相明确提出“萬理皆出于氣,無懸空獨立之理”(《太極辯》)的命題,尖銳地批判了程、朱一派認為“氣根于理”、“天地之先隻有此理”的唯心主義觀點。朱熹曾經說過:“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這是說,氣散就沒有了,隻有根于理才能存在。王廷相對此反駁道:“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理根于氣,不能獨存也。”(《橫渠理氣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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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劇照

他根據張載提出的,氣有聚散而無生滅的物質守恒原理,肯定理隻能根于氣而不能獨存。他還進一步指出,程、朱一派謂“天地之先隻有此理”,這不是新的發明,隻是老子“道生天地”一語的翻版,“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雅述》)這裡他揭了程、朱的老底,所謂“理生氣”不過是“道生天地”的改頭換面的講法,其實還是老子那一套。這就揭露了客觀唯心論者本質上的一緻性。

對那些認為理是永恒不變、千古不朽的說法,王廷相也提出批駁。他一面指出“理無形質,安得而朽!”(《雅述》)即是說,理不是有形質的實體東西,當然不會發生朽壞這個問題。但另方面他又指出,“理”不是永恒不變的。他從“萬理皆出于氣”的觀點出發,認為“有氣即有道(理),氣有變化”,則“道有變化”。

他舉自然現象作例:“山川海渎,有崩虧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雅述》)自然界和各種生物本身都有變化,卻說它的道理一成不變,能行嗎?從社會曆史方面來看,他也指出:“揖讓之後為放伐,放伐之後又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後,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時緻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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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風景

這裡說明社會曆史也是變化的:堯舜時是講禅讓,但到商朝成湯将夏桀流放和周武王伐纣時,就變揖讓為放伐了;春秋戰國到秦漢後,篡位奪權的很多,就變放伐為篡奪了。又如井田制破壞後,土地就可以自由買賣;周朝的分封建國制到秦始皇時被改為郡縣制。這說明過去的東西不能适合于現在,道理也不能永遠不變而要因時制宜。是以王廷相又說:“一理安可以應萬事,蓋萬事有萬事之理。”(《雅述》)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道理,各種事物有各種事物的道理,沒有什麼永恒不變的絕對精神。這些話是批判程、朱的客觀唯心論,也是批判董仲舒以來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

不過,王廷相的樸素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也是不徹底的。如他把氣分為元氣和生氣兩種,元氣無形,是根本的;生氣有形,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他說:“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這論點還是正确的。可是,他卻從此推論說,不同性質的萬物,“閱千古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慎言》)。這裡他雖然肯定不同僚物有不同性質,但卻認為同一事物的性質是永久不變的。原因是構成萬物的“氣”是有“種”的。“氣種”不同,事物的性質就不同;“氣種”相同,事物的性質也就不變。他還把人與祖父“同其體貌”,即出現遺傳的現象時,看成是“氣種之複其本”。這種“氣有種”的命題,不但表現出否認事物質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同時也陷入唯心主義的宿命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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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孫子

王廷相在認識論方面,也是重視“見聞之知”,反對程、朱之流先驗的“德性之知”,也反對王守仁所謂“良知”。他認為人要獲得知識,必需對外界事物有所見聞,“實體不見不聞,雖聖哲亦不能索而知之”(《雅述》)。這是反對有先知的聖人,也是反對有先天的天才。他還舉例說:“赤子生而幽閉之,不接習于人間,壯而出之,不辨牛馬矣,·····.而況萬事萬物幾微變化,不可以常理執乎?彼徒虛靜其心者何以異此!”(《石龍書院學辯》)

這個例子說得很對!小孩出世後就關起來,和外界隔絕,等到長大後才出來,連牛和馬也不認識;何況萬事萬物變化多端,不能靠常理來推論呢?那些隻會空講“虛靜其心”而不接觸實際的人,和這樣的小孩有什麼分别呢?王廷相固然重視見聞,同時也認為需要思慮,即感性認識之外還要提高到理性認識。他提出:“夫聖賢之是以為知者,不過思與見聞之會而已。”但程、朱之流的理學家,卻認為“思慮見聞為有知,不足為知之至;别出德性之知為無知,以為大知。”即把思慮見聞看成是有限的知識,是小知;隻有德性之知是無限的,才是所謂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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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狼養大的孩子

王廷相認為這種論調是非常荒謬的,并指出:“德性之知,其不為幽閉之孩提者幾希矣。”(《雅述》)這就是說,人如果排除了思慮見聞,還有什麼先驗的“德性之知”的話,結果隻有象從小關閉起來的小孩一樣,成為無知的蠢物罷了!王廷相承認人有自然的生理本能,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但除此以外,都要靠後天積習才能獲得知識。他反對父母兄弟之親是天性,如小孩從小給人寄養,長大後隻會“知所養者為親”,即使路上碰到原生父母,也不會有什麼天性感情。

他并由此推論說:“由父子之親觀之,則諸凡萬事萬療号(博)物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雅述》)這裡“習”是指積習,包括見聞和行動所獲得的知識;“悟”是指心裡領悟,即思慮所得;“過”是指做事的經驗;“疑”是指在學習行事中要有懷疑精神,包括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後所得到的知識。王廷相對求知的途徑特别重視“實曆”。他認為“閉戶學操舟之術”,-關起門來學撐船,即使講得非常詳細,但出到江河還是無法應付,其“不緣而敗者幾希”,不失敗的幾乎沒有。

為什麼?因為“風水之險”,隻有那些有實踐經驗的老船工才能應付,“虛講而臆度”,-空談一頓想當然,是不可能學會的。他拿這個比喻,認為“徒泛講而無實曆者,何以異此?”(《石龍書院學辯》)這指當時一些空談心性而不接觸實際的人,和關起門來學撐船沒有什麼差別。由此可見,王廷相的認識論是關涉到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和實行等各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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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堅持人獲得知識要“内外相須”(《雅述》,反對不依靠見聞思慮而有所謂“德性之知”等一類先驗論觀點。他特别重視“行”,認為“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與薛君采二》)。現在我們講實踐出真知,王廷相自不可能有那樣明确的認識,但精神還是比較接近的。是以,他對“晚宋以來,徒為講說,近日學者,崇好虛靜”表示反對。

這裡所謂晚宋以來,是指理學流行以後的學風,自是針對程、朱、陸、王的唯心論而發。不過,王廷相在唯物主義認識論方面還是不徹底的,如不敢否認聖人的“生知”。雖說聖人生知“惟性善近道二者而已”,并沒有承認聖人生來就具備所有知識。但在本性上承認聖人比一般人高明,這仍然不能擺脫唯心主義的傳統,而表現出他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

最後,我們亦要指出:王廷相雖然對程、朱、陸、王的觀點有所批判,但主要是在自然觀方面,即主張氣是第一性,理是第二性。至于對理學的核心三綱五常封建倫理德,則他們并不反對,并且無甯說還要加以維護。如王廷相講“仁、義、禮、樂,維世之綱”,就是想以此來維系封建統治。他們雖是批判程、朱、陸、王,但不敢觸及孔子,并且還認為“仲尼之道”,是“萬世準衡”,要求人們學習“聖人之道”。說明他們歸根到底還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這就決定他們唯物主義思想的不徹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