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元年，議郎桓譚因為奏事不合聖意，遭到光武帝劉秀的處罰，被貶出京城，任六安郡郡丞。桓譚這一年七十多歲了，老人家一路走一路郁悶，人還沒到六安，就病逝于途中。
桓譚這一生，學術聲譽名揚四海，被尊為東漢初年最傑出的學術大家，他16歲就入朝為官，與當時的名家揚雄、劉歆等人結成忘年交，共同探讨研究古文經學和天文學，揚雄的“渾天說”就來自于桓譚的啟發。
與學術巨擘的成就相反，桓譚的仕途非常不順，他曆經西漢、新朝、更始政權和東漢，始終在中低級别的待诏、郎官層次蹉跎歲月。尤其光武帝劉秀，對跟了他三十餘年的桓譚，幾乎沒正眼瞧過，桓譚的奏疏要麼石沉大海，要麼惹得劉秀不高興。
導緻桓譚被貶黜的事，竟然是因為一句“臣不讀谶”，惹得龍顔大怒，差點被劉秀砍了腦袋。
自西漢末年，儒家士族階層在社會上的地位越來越重，他們不光壟斷了朝堂，而且形成了朝野上下，對學術大家的崇拜熱。翻開西漢末年的百官公卿表就會發現，官職的高低大體與官員的學術水準成正比。
像桓譚這樣的大師，按理來說，三公之位非他莫屬。桓譚究竟為何成了例外呢？因為他就是一位例外的“非主流”儒生！
桓譚的“非主流”特性，表現在三個方面：為人方面，他輕慢失儀，蔑視俗儒；學術方面，他不信谶緯，不奉鬼神；政見方面，他尊崇霸王，政通春秋。
就像很多少年天才一樣，桓譚身上有一種自命不凡的氣度。一方面他舉止輕浮傲慢，不修邊幅，缺少威儀。桓譚音樂修養很高，卻又偏愛流行音樂（鄭音），顯得格調不高。另一方面，桓譚特别喜歡诋毀批判俗儒：
“（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扺。”
“俗儒”這個詞是漢宣帝提出來的，是指一些膚淺又迂腐的儒生，這種人往往見識淺陋，喜歡吊書袋認死理，拿僵死的大道理給别人扣大帽子，沒有一點實際能力。西漢末年，随着儒學成為主流，俗儒群也龐大起來，強大到可以主導社會價值觀的程度。
桓譚的輕慢非儒，讓自己無處容身。他看不起俗儒，恐怕非俗儒人群也看不起他。儒家曆來講求“修齊治平”，一個輕浮傲慢、不修威儀、格調低俗的人，逃不脫被打上“道德缺斤少兩”的标簽。
是以，桓譚的一生，就是一邊他排斥别人，另一邊又被别人排斥，不混成“山頂洞人”就已經沾盡了學術大師的光。
當然，桓譚的這些個性，放在今天足以成偶像派，可是當時的環境不容許，孔門弟子的臉譜是标配，不允許非主流的私人定制。
谶緯、方術是當時的“流行病”，儒家有一大批人專門研究谶緯學說，在當時，如果完全不懂谶緯，就像現如今的人沒聽說過股票一樣。桓譚極其反感這種雲山霧罩，不着邊際的荒誕學說，他曾經向劉秀進言：
“觀先王之所記述，鹹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谶記，以欺惑貪邪，诖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桓譚是中國幾千年曆史，罕見的與迷信思想作鬥争的學者，他竭力主張“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桓譚為了批判神仙方術思想，獨創了“形神論”，駁斥長生不老的虛妄之說。他以蠟燭和燭火，比喻人體（形）與生命（神）：
“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燃燭矣，燭無，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
生命寄于身體，就像燭火寄于蠟燭，蠟燭燒光了，燭火也就熄滅了，不可能獨立于蠟燭存在。也就是說，人的肉體消亡後，精神世界就結束了，它不可能獨立于肉體存在，就像燭火與蠟燭的關系一樣。
桓譚的唯物觀在今天是主流，在當時無異于邪說！尤其是當學術與政治利益捆綁時，學術已經不是學術，而是仕途的進階之門，一個著名的“非主流”學者，注定喝彩陣陣，應者寥寥。
桓譚的政治主張，在他的《新論》裡闡述得很清楚：
“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以信義矯世，謂之霸......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儀，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
桓譚的政治主張，其實就是學術界争論不休的四種治國之道：皇道、帝道、王道和霸道。桓譚主張國家治理應該是，霸道與王道結合，具體說來就是，以王道馭民，重民生和禮儀教化，以霸道馭臣，重權術和法令。
很明顯，桓譚的政見已經不合時宜，落伍了。無論王道還是霸道，都是過去曆史條件下的産物，随着秦帝國的誕生，原來的政治環境已經不存在，再回到王道和霸道時期，其實是不顧現實的複古主義思潮。曆史告訴我們，複古從來就不可能成功。
四道之争在秦漢時期的探讨是有意義的，到了西漢中後期，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已經為漢帝國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政治理念。在這個新的理念下，儒生已經成為帝國的唯一政治力量，桓譚的霸王之道，本質上與儒家思想沖突，不可能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援。
是以，從政治理念上，桓譚又是一個“非主流”政治家。
一個非主流儒生、非主流學者、非主流政治家，桓譚的孤獨與四處碰壁就是必然的結果。但是桓譚不這麼認為，他對自己的定位卻非常主流——治國平天下！
當孔子給天下讀書人，指明了一條“讀書做官”的光明大道後，兩千年多年來，無數的讀書人在這條光明大道上迷失，桓譚就是其一。
桓譚十幾歲就混迹于帝國中樞，經常接受皇帝的垂詢，參與國家大政的讨論與決策，作為儒生中的精英分子，他沒有理由不把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目标，他也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己就是個“國士”。
是以，桓譚不顧自己的現狀，不斷地陳疏獻策，當劉秀對他的奏章置之不理的時候，他表示出了極大的憤慨，毫不客氣地對劉秀說：
“臣前獻瞽言，未蒙诏報，不勝憤懑，冒死複陳！”
我盡臣道，給您進谏，你憑什麼石沉大海！桓譚說得理直氣壯，忠肝義膽，但劉秀恐怕不這麼想，他從來沒有把桓譚當做國士，甚至沒拿他當铮臣。在劉秀的心目中，桓譚頂多是第二個東方朔，或者直白一點說，劉秀把桓譚當弄臣！
弄臣，粗俗一點講就是陪皇帝開開心，逗逗樂子的小醜，國家大事你沒資格參與！
劉秀對桓譚的需求，大體上有兩種，一是桓譚的學術論文，好文章可以逸緻；二是桓譚的“鄭聲”，流行音樂的美妙可以娛情。
兩個人在角色定位上的差異，就是沖突的起源。當劉秀因為聽靡靡之音，受到宋弘批評時，他毫不猶豫地将桓譚降職，以示自己的改過自新，就像立大志的君王殺掉一個美姬一樣，眉頭都不眨一下。而當桓譚看到自己的奏章不受重視時，他卻大義凜然地指責劉秀的不是，一副比幹附體的忠義。
如果單純是角色定位的了解差異，桓譚或許不至于被劉秀厭惡，他對自己理想的追求，觸動了皇權利益，這才是沖突爆發的節點。
我們再回到桓譚的三個“非主流”，看看桓譚是如何觸及了皇權利益。
桓譚不喜歡俗儒，交際圈很狹窄，除了揚雄這一類的真學者，孤獨的他不得不接受權貴階層的邀請，成為他們的粉飾品。漢哀帝時期，他先後接受外戚傅晏、男寵董賢的示好，為他們出謀劃策。雖然桓譚與他們的交往是陽光的，勸之以正道避禍，不過基于傅氏和董氏糟糕的名聲，桓譚與他們的交往，多少有自污的嫌疑。
後來在新朝、更始政權，桓譚都稱臣效力。交往不分對象，效忠不看君主，在劉秀的心目中，這個“非主流”恐怕被賦予了不一樣的含義吧？
劉秀是一個非常迷信的皇帝，除了個人信仰因素外，他本就是谶緯的受益人。想當初，一個“劉秀為天子”的谶言，不誇張地說，為他搶過來半張龍椅。桓譚無視皇權與谶緯的利益關系，單純從學術角度，展開猛烈批評，豈不是很不明智。
劉秀晚年信方術，其實就是絕大多數皇帝都逃不脫的魔咒：對永生的渴望！這個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病态心理，恐怕劉秀自己也知道徒勞無功，隻是落水者本能的動作而已。對這種事，隻要不傷及國本，其實不宜過度幹預，桓譚闆起面孔當大學問掰扯，純屬自找麻煩。
桓譚提出“霸王之道”，顯示出一個讀書人的迂腐不合時宜，他根本就沒看懂劉秀的心思，亦或者說故意跟劉秀唱反調。桓譚曾經上書，跟劉秀大談輔佐之臣的重要：
“臣聞國之廢興，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禮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
不難了解，桓譚為何強調輔佐之臣的重要性，因為在他的霸王之道裡，輔臣是君王臂膀。可惜他不懂，劉秀根本不需要臂膀，人家設計的政權結構，不是桓譚理想中的層階式，而是皇權為中心的“一進制制”。
在劉秀的結構裡，皇帝周邊沒有輔臣，隻有執行人，所有決策來自于他一人，尚書台是他的秘書機構，通過尚書台，他的指令直接對應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傳統意義上的三公，在劉秀的政權裡，就是個貢品，高貴而無用。
桓譚不知道是迂腐，還是留戀于人臣的輝煌，妄談“輔佐”，豈不是與劉秀的皇權獨裁唱反調？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待桓譚，其實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偉大學者，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為皇權所動，堅守純真，他也不流于世俗，活出了真實的自我。可是，人不能脫離現實環境，在東漢初年的特定條件下，他就是個不容于同僚，不容于皇權的“非主流”。
讓人遺憾的是，桓譚沒有悟透揚雄的精神世界，錯把自己當國士，一味追求治平理想，走了一條不該走的路，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