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這些點點點哦。”在東方體育大廈16樓上海市足協的小會議室裡，浦玮打開自己的手機月曆，“因為記性不太好，我習慣先在手機裡面把日程全部排好，日期下面有點的這些就是有事。”灰點子排得密密麻麻，她說自己真的是忙，但同時也确信，“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兒。”
去年9月入職足協以來，她先被調至技術部擔任上海市u11精英隊主教練。前一陣，她成為中超上海賽區申花主場的新聞官。“我現在身上兼着好幾個角色，對于每個角色都有激情。我覺得，雖然忙，但是自己真的活得好開心啊！”
她的鞋子真漂亮
她随便套了一條運動短褲，披一件運動夾克，都是足協下發的随常裝備。唯獨腳上一雙樂福鞋，閃亮亮有些惹眼。浦玮喜歡鞋子，各種各樣的鞋子。她人生中第一次掙錢，是在青年隊的時候被租借給浙江打全運會預賽，順便代表他們參加了田徑比賽。拿到一塊金牌，領了250元獎金。“馬上沖到南京路上的elle店裡，買了一雙鞋送給自己。兩百多塊，那時候老貴的！”
她時常喜歡在朋友圈裡分享自己買的新鞋。有朋友去國外，她會讓他們代購當下時興的鞋子。
傳奇體操選手科馬内奇曾經告訴我們，對一個女人最高的誇獎就是贊美她的鞋子真漂亮。鞋子對于新時代的女性而言很重要，因為她們經常一個人走很多路，去很多的地方。這個世界上的路不是很容易走的，一定需要好的鞋子，很多很多好的鞋子，讓每一次前行的道路少一些阻滞和絆蒜。誇獎一個女人的鞋子漂亮，從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對她獨立精神的認可，那就和誇她活得漂亮一樣。
兩個月前，浦玮在行李箱裡塞進三雙鞋，奔赴了法國。作為體育頻道的嘉賓解說，她在那裡呆了一個多月。從北到南，她所踏足的每一處世界杯賽場看台上都會響起《l'hymne des femmes》（婦女贊歌）的歌聲：“我們的時代來到了，認識我們的力量……”
正如20年前世界杯奪冠後查斯泰恩的驚天一脫象征了20世紀末女性身體的解放；20年後，拉皮諾埃和她的隊友們怼足協怼總統，則打上了屬于這個時代女性的鮮明烙印。“每個年代所塑造的人的整體格局是不一樣的。”浦玮感歎。她想到中國女足，為她們感到遺憾。“這批小孩裡面一半以上都和我做過隊友，其實是挺有個性的一批球員，但這次比賽，她們的能力和個性都沒有釋放出來。”
浦玮自認為做球員的時候，她是向來不憚于表達自我的。“我曾經三進三出國家隊，為什麼呢？因為看到球隊當時存在的問題，自身又沒有辦法去改變，那留下來就等于是違背自己初心去做事，肯定不快樂，也做不好。既然過程和結果都已經注定了，那我索性不去做不是更好嗎？”
但迫于阻力，當然也因為不舍，她又總是一次次回歸。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她身上有覺醒的精神，但是又不夠徹底，還是受到了時代的局限。她記得自己是三進三出，但是又有媒體數出來，其實是六進六出。記憶早已模糊了，在那些頻繁更疊的主帥名字之外，能被記住的也隻是稀稀落落幾抹印象了。
頭一回發生在2003年年底，一次短暫的出走。“上海隊在義烏打聯賽，當時是簽了一個長約，每年的聯賽放在那裡踢。我們冠亞軍賽打完，馬上就被拉去開會。那時上司班子和教練班子都進行了輪換，足協副主席薛立和新任主帥張海濤都在，在現場召集了入選國家隊名單的隊員去開會。我就覺得哎呀，這裡比賽剛結束，那邊又開會，壓力大得我一下子要炸了。好不容易上海隊的比賽結束了，還沒有釋放比賽壓力的時間和通道，我馬上又要面對來自國家隊的壓力。”
會議後的一兩天内國家隊就要集中，“我承受不住，不是說對換上司換教練有想法，第一反應就是壓力太大了。還是想給自己緩和一下，緩了兩個星期，中間去了趟廣州。她們在廣州集訓，和薛立還有主教練進行溝通。溝通完又回來，再調整了一周，想清楚了決定還是要回去。”
她有時回望自己近20年的球員生涯，覺得如果畫成一條曲線圖會很有意思。“起點就落在最高的位置，這是1999年世界杯之後。然後一路下滑，下滑。直到最後一次回國家隊之後，到我退役的這段時間，這根線又上去了一點點。因為想法變了，不再拿成績要求自己了。而且教練沒有那麼快輪轉了，相對來說穩定一點。退役之後，這條線就一直平了。”
就是覺得心冷了
“我是2014年退役的，當時其實不是身體原因，我完全還能再踢的。”
就是覺得心冷了。
“2012年我最後一次回國家隊，當時是郝導（郝偉）帶。這次去了以後想法變了，真的就是想幫助這批小孩，帶領她們少走一點彎路，從我身上去學習更多的東西。這樣就算有一天我徹底離開了，也算給球隊留一下一些有益的精神财富。”
但這個過程裡發生了一樁事，讓浦玮很覺幻滅。
她就這樣告别了，再也沒有下一期的集訓了。“教練組也比較年輕，可能沒什麼經驗，也沒有和我做進一步的交流。是以就這樣，退役了。其實還可以再延續的，包括再踢一屆世界杯。”
那年2月初，中國足協給她辦了退役儀式。她覺得，這是對自己和對女足的認可。“足協之前從來沒有辦過這樣一個正式的退役儀式。我那時候還在美國，就回來了。那天正好是女足和北韓隊的比賽，我辦完儀式下場前跟所有隊員打了招呼，有一種不太敢正面看她們的感覺……”
在國家隊幾進幾出之間，她與這個此前沒有機會接觸的社會發生了聯系。“認識很多人，和足球無關的人，但都會關注女足。球隊成績雖然一落千丈，但他們對我本人、對中國女足的态度卻是包容和尊重。我自己的心态也在這中間發生了變化，把很多東西看淡了，心漸漸平了。以前我習慣拿成績給自己壓力，中國女足為啥一下子成績那麼差，是不是自己有哪裡做得不好？我把很多責任強加于自己身上，包袱太重了。但是到了最後，我隻是單純想給小朋友更多的東西，為她們創造更多人生的财富。”
是以我們可以想象，澳洲的那一次經曆，足以讓她徹底心灰意冷。在離開國家隊的前一年，她曾和相關上司進行過溝通，希望為大家争取更多福利待遇。
“國家隊當時也打算參考美國女足福利的标準，國家隊隊員分主力、替補、超級替補三個層面做薪資配置設定。但直到我離開的時候，還沒有落實。到後來上司還拿這個和我說事兒，我就說，‘我回國家隊一年多了，聽你們說了很多，但一切還是沒有發生本質性的改變，那就把這個福利留給妹妹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