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往往認為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是迂腐的，一心想要恢複周禮，是以不被各諸侯國所待見。
其實這種觀感是後世尊儒王朝刻意進行地扭曲，為了強調儒家的“忠義”思想，以維護其自身統治的穩定。
從孔子開創儒學開始，儒家就沒有讓諸侯國回到“周禮”的秩序之中。孔子所奉行的“尊王攘夷”正是管仲等人為齊桓公等春秋霸主制定的國策，可見孔子其實倡導的是春秋霸制。
孟子的儒學同樣也不是維護周天子。他比孔子更狠一點，給周王室來了一個釜底抽薪，其實是想要推翻周王室的統治，另起爐竈。
要想知道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到底奉行的是何種方法，就不能囿于後世大一統封建王朝所宣傳的形象，而是要直接去分析孔子、孟子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行為。
諸子百家皆為結束亂世而出現，不論是儒墨道法等顯學，還是其他末流學說，概莫能外。
這就是胡适所講的：
吾意為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學皆應時而在。
而這個時候的亂世産生的根源就在于，暗弱的周王室已經無力調整各諸侯國之間的利益配置設定。
強如秦、楚、齊、晉等大國，固有利益已經不能滿足其發展的需要，是以向周邊小國進行侵奪。在這一過程中，諸如黃、衛等小國為了最大程度地儲存自身利益，不得不選擇以犧牲一部分利益為代價，接受大國庇護。
這樣就形成了春秋時期一個個不同利益集團的聯盟，大國向小國的侵奪也變成了以各大國為主體的聯盟之間直接地結合和對抗。
說到底，還是因為利益就那麼多，不夠分。
是以孔子創立儒學，提出的辦法就是尋找更多的利益，即通過“攘夷”的方式來對利益進行“開源”。但恰好趕上春秋晚期，戰國逐漸形成，導緻了其思想不能被接受。
這個時候，時代的變化使得儒家學說迎來了第一次重大變革，那就是孟子将“仁”發展成為了“仁政”，提出了新的“王道”思想。
就像我們之前講到，是因為當時有限的利益不能滿足齊、秦、楚、晉等大諸侯國的發展需求，是以形成了各諸侯國聯盟之間的互相侵奪，東周亂世也由此而來。
在公元前475年，以魏、韓、趙三家分晉一事為分界點，春秋時期結束，中國曆史正式進入戰國階段。
這兩個階段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春秋是争霸，而戰國是稱雄。兩者有很大差別。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雖然有強弱大小之分，但實力相差并不是特别巨大，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獨滅掉其他國家的聯盟。也就是說，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聯合受自己庇護的小國來增強實力，給自己赢得發展的時間。
是以，春秋時期基本上是沒有滅國之戰的。大國攻破了一個小國，要麼會選該國國君的子嗣重建立國；要麼會在幾個月後允許該國國民選擇一個國君後代，重新立國。幾乎沒有直接吞并的行為。
但是戰國不同，經過春秋階段的發展，各諸侯國已經在國力上分出了一二三等，其中一等諸侯國有七個，也就是後來的戰國七雄，即齊、楚、燕、趙、韓、魏、秦。以它們的國力來說，已經不在意各小國對自己的增幅，是以施行的是滅國之戰，直接吞并。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打來打去所争奪的到底是什麼資源呢？
其實就兩個：土地和人口。
這個階段實質是農業社會，土地資源的利用是國家财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糧食是當時最重要的戰略物資。而土地資源開發最需要的就是可以從事耕種的農業人口，這兩樣事物決定着國力的強弱。
是以，如何增加可耕種的土地，如何增加可以從事耕種的人口，就成為了各諸侯國迫在眉睫的需求。
孟子的“王道”就是是以而産生。
孟子提出讓諸侯國施行“仁政”，說白了就是讓他們對老百姓好一點，提高一下農民的社會地位，賦稅勞役稍微輕松一點，讓農民更為富裕，國家政策多向農民傾斜一點，最好再時不時地給點人文關懷。
做到什麼程度呢？很簡單，比其他國家好就可以。
如果其他國家動不動就殺農民，那麼本國隻需要做到不殺農民就可以；如果其他國家賦稅要收農民耕種所得的八成以上，那麼本國隻需要收六七成就可以。
總之，統治者要讓所有國家的農民感受到，生活在這個國度要比生活在其他國家更幸福。
這樣一來，其他國家的農業人口必然會源源不斷地湧向自己的國家，對于土地的開發就更為充分，兵員也得到了補足。既有了糧食的儲備，又有了充足的軍隊，土地的問題就很好解決了。形成的是良性循環，國力必然蒸蒸日上。
最重要的是，本國的發展會吸引他國人口，那麼無形當中就是對别國的削弱。此消彼長之下，統一天下自然是指日可待。
春秋戰國并不是一個朝代，它們都歸屬于東周。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周天子存在，他是正宗的天下共主。如果周天子像夏桀、商纣一樣暴虐無道也就算了，但偏偏這個宗主國無能到連自保都困難。
那麼，在沒有對各諸侯國形成威脅的時候，誰去滅了這個周國，那都是造反謀逆，史書上的名聲會很難聽。
如何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呢？孟子提出了一個合理的邏輯。
在《孟子》一書中，如“萬章”、“滕文公”等章節裡，他經常給諸侯國通過故事的形式講一個道理。
古時候，堯與舜的王位交替是如何進行的呢？堯死以後，本來是應該有堯的兒子丹朱繼承天下共主的位置。是以，舜為了不和丹朱争天下共主，就躲到了其他地方。
可是沒想到，天下的諸侯不去朝觐丹朱，反而都去朝觐舜。這就讓舜不得不做了天下共主。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舜和禹的王位交替上。舜駕崩于蒼梧之野，諸侯不去朝觐舜的兒子商均，反而都去朝觐治水有功的大禹，于是禹成為了新的天下共主。
而禹之後，本來也是禅讓給了益這個人，但禹的兒子啟很賢能，諸侯都很認可，不去朝觐益，反而朝觐啟，是以才繼承了禹的位置。
孟子講這些道理的寓意很明顯了。
他的“仁政”舉措就是其所奉行的“王道”，這個“王”不是周王，而是通過招攬天下民心，另立一個新“王”取周而代之。
是以，孟子真正推崇的是讓施行其“王道”的諸侯國，成為新的天下共主，而不是讓各諸侯國回到周天子的麾下。
其實，如果換一個時代，比如周代天下鼎盛的時期，甚至稍微穩定一點的時期，孟子的想法也許會被很多諸侯國所接受。
但是，在這樣一個戰亂四起的時代，各諸侯國經曆了幾百年的戰亂，對分封制的弊端感同身受，自然不想再回到這種狀态之下。
孟子的失敗并不是其主張沒有實際效果和可行度，而是在這個戰亂四起的時代裡，隻能滿足各諸侯國部分需要，而不能貼合其最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