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认为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迂腐的，一心想要恢复周礼，所以不被各诸侯国所待见。
其实这种观感是后世尊儒王朝刻意进行地扭曲，为了强调儒家的“忠义”思想，以维护其自身统治的稳定。
从孔子开创儒学开始，儒家就没有让诸侯国回到“周礼”的秩序之中。孔子所奉行的“尊王攘夷”正是管仲等人为齐桓公等春秋霸主制定的国策，可见孔子其实倡导的是春秋霸制。
孟子的儒学同样也不是维护周天子。他比孔子更狠一点，给周王室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其实是想要推翻周王室的统治，另起炉灶。
要想知道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到底奉行的是何种方法，就不能囿于后世大一统封建王朝所宣传的形象，而是要直接去分析孔子、孟子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行为。
诸子百家皆为结束乱世而出现，不论是儒墨道法等显学，还是其他末流学说，概莫能外。
这就是胡适所讲的：
吾意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在。
而这个时候的乱世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暗弱的周王室已经无力调整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分配。
强如秦、楚、齐、晋等大国，固有利益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所以向周边小国进行侵夺。在这一过程中，诸如黄、卫等小国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存自身利益，不得不选择以牺牲一部分利益为代价，接受大国庇护。
这样就形成了春秋时期一个个不同利益集团的联盟，大国向小国的侵夺也变成了以各大国为主体的联盟之间直接地结合和对抗。
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就那么多，不够分。
所以孔子创立儒学，提出的办法就是寻找更多的利益，即通过“攘夷”的方式来对利益进行“开源”。但恰好赶上春秋晚期，战国逐渐形成，导致了其思想不能被接受。
这个时候，时代的变化使得儒家学说迎来了第一次重大变革，那就是孟子将“仁”发展成为了“仁政”，提出了新的“王道”思想。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是因为当时有限的利益不能满足齐、秦、楚、晋等大诸侯国的发展需求，所以形成了各诸侯国联盟之间的相互侵夺，东周乱世也由此而来。
在公元前475年，以魏、韩、赵三家分晋一事为分界点，春秋时期结束，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战国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春秋是争霸，而战国是称雄。两者有很大区别。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虽然有强弱大小之分，但实力相差并不是特别巨大，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灭掉其他国家的联盟。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联合受自己庇护的小国来增强实力，给自己赢得发展的时间。
所以，春秋时期基本上是没有灭国之战的。大国攻破了一个小国，要么会选该国国君的子嗣重新建国；要么会在几个月后允许该国国民选择一个国君后代，重新立国。几乎没有直接吞并的行为。
但是战国不同，经过春秋阶段的发展，各诸侯国已经在国力上分出了一二三等，其中一等诸侯国有七个，也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即齐、楚、燕、赵、韩、魏、秦。以它们的国力来说，已经不在意各小国对自己的增幅，所以施行的是灭国之战，直接吞并。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打来打去所争夺的到底是什么资源呢？
其实就两个：土地和人口。
这个阶段实质是农业社会，土地资源的利用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粮食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土地资源开发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从事耕种的农业人口，这两样事物决定着国力的强弱。
所以，如何增加可耕种的土地，如何增加可以从事耕种的人口，就成为了各诸侯国迫在眉睫的需求。
孟子的“王道”就是因此而产生。
孟子提出让诸侯国施行“仁政”，说白了就是让他们对老百姓好一点，提高一下农民的社会地位，赋税劳役稍微轻松一点，让农民更为富裕，国家政策多向农民倾斜一点，最好再时不时地给点人文关怀。
做到什么程度呢？很简单，比其他国家好就可以。
如果其他国家动不动就杀农民，那么本国只需要做到不杀农民就可以；如果其他国家赋税要收农民耕种所得的八成以上，那么本国只需要收六七成就可以。
总之，统治者要让所有国家的农民感受到，生活在这个国度要比生活在其他国家更幸福。
这样一来，其他国家的农业人口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涌向自己的国家，对于土地的开发就更为充分，兵员也得到了补足。既有了粮食的储备，又有了充足的军队，土地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形成的是良性循环，国力必然蒸蒸日上。
最重要的是，本国的发展会吸引他国人口，那么无形当中就是对别国的削弱。此消彼长之下，统一天下自然是指日可待。
春秋战国并不是一个朝代，它们都归属于东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周天子存在，他是正宗的天下共主。如果周天子像夏桀、商纣一样暴虐无道也就算了，但偏偏这个宗主国无能到连自保都困难。
那么，在没有对各诸侯国形成威胁的时候，谁去灭了这个周国，那都是造反谋逆，史书上的名声会很难听。
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孟子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逻辑。
在《孟子》一书中，如“万章”、“滕文公”等章节里，他经常给诸侯国通过故事的形式讲一个道理。
古时候，尧与舜的王位交替是如何进行的呢？尧死以后，本来是应该有尧的儿子丹朱继承天下共主的位置。所以，舜为了不和丹朱争天下共主，就躲到了其他地方。
可是没想到，天下的诸侯不去朝觐丹朱，反而都去朝觐舜。这就让舜不得不做了天下共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舜和禹的王位交替上。舜驾崩于苍梧之野，诸侯不去朝觐舜的儿子商均，反而都去朝觐治水有功的大禹，于是禹成为了新的天下共主。
而禹之后，本来也是禅让给了益这个人，但禹的儿子启很贤能，诸侯都很认可，不去朝觐益，反而朝觐启，所以才继承了禹的位置。
孟子讲这些道理的寓意很明显了。
他的“仁政”举措就是其所奉行的“王道”，这个“王”不是周王，而是通过招揽天下民心，另立一个新“王”取周而代之。
所以，孟子真正推崇的是让施行其“王道”的诸侯国，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不是让各诸侯国回到周天子的麾下。
其实，如果换一个时代，比如周代天下鼎盛的时期，甚至稍微稳定一点的时期，孟子的想法也许会被很多诸侯国所接受。
但是，在这样一个战乱四起的时代，各诸侯国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对分封制的弊端感同身受，自然不想再回到这种状态之下。
孟子的失败并不是其主张没有实际效果和可行度，而是在这个战乱四起的时代里，只能满足各诸侯国部分需要，而不能贴合其最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