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辩的智囊
1.子贡的能言善辩，建立在正确地分析当时诸国形势的基础上。他能够洞悉各国诸侯与大将们的性格特点和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实行某些策略的目的。充分利用各方的矛盾为自己利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这一切，建立在对信息的收集，对人、对事、对事态发展的调查研究与周密分析的基础之上。
可见，能言善辩必须有深厚的社会知识的积累以及独到的真知灼见，而仅有空洞的说教、油滑的腔调是不行的。在现实中还要增加知识的积累和对事情，对现象的分析，用时才能游刃有余。
2.鲁仲连是平原君的食客，就是后来官僚的门生，以帮人排除困难为己任。在此次论辩中他大量引用历史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以事实为依据、按照正常的推理，预测将来的后果，加上清晰的逻辑，说的人心服口服。 俗语说“事实胜于雄辩”，在辩论中适当引用事实，会起到空洞的理论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3.虞卿采用归谬法来批驳赵郝的割地奉秦的诡辩，用亡国的后果说服了赵王。 在赵王征询意见时则使用了类比论证法：他为留后路引用公甫文伯母亲的故事，说明由于身份不便发表意见。楼缓向赵王表明自己是冒着罪名说真话，便增加了自己意见的可信性。
虞卿正确分析了各国间的关系，建议用土地结交齐国来迫使秦送礼求和。从中可以看出他既有口才，又谙熟外交策略。他能精辟地分析形势，知道如何利用各国间的微妙关系，采取正确的外交策略为赵国取得外交胜利。
4.抓住问题的突破口，就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苏代妙语取高都，就是因为他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以高都本身为突破口，指出如果韩国让出高都，周国一定会归顺韩国。秦国听说后，必然大怒，他们会焚烧周国的符节，不与周国通使往来。这样，韩国就以一个贫弱的高都，换来了一个完整的周国。这样直陈利弊，紧紧抓住了的对方的心理，令对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自己的“圈套”。 同样，在说服魏王的故事中，同样也是采用了直陈利弊，突破问题的论辩技巧。
5.“君为臣纲”，这是封建社会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也是封建社会政治的理想模式。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君主一般都对臣有戒备之心，缺乏信任，往往就干扰了这一理想模式的实现，因此，陈轸虽然以自己的雄辩口才、充分的论据暂时消除了秦惠王的疑虑，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受到秦惠王的重用。 “忠且见弃”，这是战国时的策士陈轸在这里所阐述的中心思想。的确，陈轸善于用浅显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表达其抽象深奥的道理，使他人很容易的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方法。在这段话里，陈轸采用了以退为进的言辩谋略，表面上看来，陈轸处于守势，言辞卑微，承认了张仪和秦惠王对他的猜疑和推理；实际上，他是在用“楚人有两妻者”的寓言故事，来说明“不忠将被抛弃”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便有力地驳斥了张仪对他的诬陷，进而，暂且得到了秦惠王的谅解，接下来对其百般厚爱和信任。
6.《鬼谷子》一书曾讲“钓语”，“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常持其网驱之，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
钓语是言谈开始时的导引性、启发性言语，以便引出对方的话头以及对方不愿外露的思想情感。清人俞樾释曰：“钓语谓人所隐藏不出之言，以术钓而出之。”就象钓鱼投饵一般，用简单而富有引诱力的话语引导、开启对方，使得对方非得开口说话不可。
7.庸芮简单的几句话，救了魏丑夫一条小命。庸芮先问太后一个“人死后有无知觉”的问题，等太后回答“有知觉”后，他假设太后的回答正确，然后按照你回答的观点引出一个荒唐的结论，让你还无法反驳。
有人说，倘若太后回答“人死后没有知觉”呢，这也不要紧。如果太后承认人死后没有知觉，庸芮又可以说，既然没有知觉，太后你把先前所爱的人，活活地弄到坟墓里同死人埋葬在一起，又有什么道理呢？总之，无论太后如何回答，庸芮都是有说词的。
在游说活动中，有时被游说对象，或由于情感的纠缠，或由于思想的混乱，或由于思维方法的错误，自觉不自觉的心存谬误。在此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借矛陷盾，先假定他的观点成立，以此推论，引出荒谬的结论，将其引入他自己设下的“死胡同”，然后加以剖析、纠正，使其醒悟，从而放弃他原来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归谬正误的方法。
8.古人大臣判断一件事物的性质，决释君主的疑惑，这当然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但是由于它关系到社会的拨乱反正，帝业的成败得失，因此，臣子为了君主下决断是十分困难的事情。《鬼谷子·诀篇》说：“为人决疑，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决疑之所以难，关键在于：所依据的客观资料扑朔迷离，而主观判断又往往受到人的爱憎以及对这些资料的取舍与否等。
人们行事在合理，既要合乎物理，又要合乎情理。行事远失于理，是谓错误。既然理有两种，因此就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失于物理者，由于知识不足者居多，或者是因为粗心大意引起的，在所难免，情有可原。失于情理者，问题便严重的多，容易引起纷争。人世间所有争端，往往推广而为惨剧战祸，不在前一错而在后一错误，二者固然不可的等量齐观。因此，大臣在进谏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理智判断与情感判断的问题。作为一个成功的进谏对君主浓郁的感情，而他的感情应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他的决疑才能既合情又合理，情理交融，才会有震撼君主心灵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9.人们大约都会有这个体会：游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们大都是很自信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意思。
平原君“为人刚正而有口”，幸而吕太后的辟阳侯竟不耻卑下地结交他。可是，这个傲慢的平原君，给他面子他竟不要面子，坚决不肯见面，给对方吃了一顿闭门羹，亦是奇也。“素善建”的陆贾深知此二人和秉，因此当处于窘况的时候，便来劝审食其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奉百金说”以联络感情，他那句贺平原母死的开首语，不仅辟阳侯感到奇怪，其它君主也感到奇怪。待到山迥路转辟阳侯方才见到“无限风光在险峰”，此时的审食其，全都笼罩在这一片温情脉之中。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平原君这类高洁名士的风范之一。
10.小兵不动一刀一枪，就顺利地迎回了赵王，是因为他敢于动脑筋，大胆自荐，巧妙论辩，抓住问题的症结，直陈利弊，令燕将认识到杀害赵王将会得到更大的灾难，等于是咎由自取，引火自焚。如果能够仔细度量利弊得失，就应该释放赵王，让他回国，换取燕国的和平与发展。在这里，勤杂兵短短的几句话，抓住了燕将的恐惧心理，令他不赶轻易出兵杀害赵王，只好乖乖地放走了赵王。
由此可见，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论辩的魅力是永恒的，思维的火花需要我们点燃，智慧的潜能需要我们激发。
11.杨善出使瓦刺部，先试探对方的意图，然后坚持真诚，以和为贵的原则处事。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要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和，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和平衡态。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它保留了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生命力和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崇尚和谐，坚持“以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和分歧，用相互切磋来扬长避短，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性，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另外，“和”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心灵和谐。
12.外交谈判是一种施展口才的语言艺术，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外交家常常能够透过辞令来解决军事上难于处理的问题。宋使富弼面对着贪得无厌、不断勒索的契丹王，一方面把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有意夸大北宋的兵力，进而从心理上打击契丹主那不可一世的锐气；另一方面，为其分析假设用兵后契丹主和群臣各自的利害得失，不动声色地离间契丹内部的君臣关系。
人所共知，外交谈判常常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如果直露无遗地向对方表明己方的立场，态度强硬，往往会受到对方的逆反心理的影响，谈判难以成功；而有意搞点迂回战术，似乎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为对方着想，有意引起其趋利弊害的动机，相反有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13.有些奇珍异宝，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显示出自己与凡物的区别。人也如此，有些人大智若愚，表面上看来，连普通人也不如，实际上则身怀绝技，所谓“人不可貌相”。同样，人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按规矩办事，不要锋芒毕露，否则容易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引起别人的嫉妒，激发不必要的争端和矛盾。
14.张嘉言成功地平息了这场边海兵变，有许多可以称赞的地方：首先，兵变的士卒相信他能秉公处置，而张公事先也曾调查了解了此事；其次，总兵管所辖的士卒这次兵变，实为一次无理取闹，因此张公神态刚强，理直气壮，简单扼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便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具有以正压邪、力挽狂澜的积极作用；最后，则是“擒贼先擒王”。此次闹事，既属无理，当好自为之，因此张公责其不得再哗，如哗，上司都可以将其斩首示众。这样，从此之后，世族竟没有再敢哗的人。
以上例子告诉我们：刚言能扶正祛邪，那些私心过重的人，看上去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是色厉内茬，内心空虚。如果对他们好言相劝，过分地容忍、退让、迁就，反而会助长其嚣张的气势，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其得寸进尺，如果你敢于碰硬，口气硬梆梆，那些人自会退避三舍。
15.“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书本上的东西要认真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结合具体实践，进行消化和吸收；而不是要抛开书本，放弃读书。“书是智慧的源泉”，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大脑去挖掘，才能“喝”到最适合自己的“泉水”。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生只有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才是求学的正确态度。否则，只读书不思考，就会使得自己困惑迷惘而无所得，人就会陷入精神疲惫、犹疑不安的困境。书是学习的工具，是用来完善自己思想的工具，如果像堂·吉柯德一样一味地把书中的内容尊奉为圣旨，这不是我们人这高等动物应该做的事。当然有些书中的知识能被我们灵活运用到生活、学习中去，我们完全可以记住一些，如果一味地“吃”别人嚼过的馍馍，让他人思想成为自己的思想，那人就失去了个性。
大家都把教师比作蜡烛，总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充满着无私奉献精神。其实教师更像是船长，他应担当起对整艘船上乘客和水手的责任，教师是肩负着一种神圣使命感的职业，即使你将自己燃烧殆尽，或许还是未能让人理解光明为何物，更无法萌生珍惜之情。“奉献”是崇高的，然而单纯的“奉献”是否意味着无谓的“牺牲”？教师应该脱去“蜡烛”的光环，做一个引路人，引领学生自己去辨别真伪，并靠自身的努力找到幸福的彼岸。
16.从逻辑学一般规则来说，论据真实是证据有说服力的重要条件，因此，论点要靠论据来证明，如果论据不真实，那就不能产生证明论点的作用。但在实际对话过程中，有的论题本身就是荒谬的，如果应答者还恪守原则，那么，就有可能被诱上歧途而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采取牵强附会、乱拉郎配的应变战术，才能打乱提问者的方阵，攻破提问者的别有用心而稳操胜卷。
在这场唇枪舌战中，蜀国学士秦宓对答如流，始终占据上风，显示出广博的学问、非凡的外交才能和雄辩的口才，为蜀国人争了光，这是值得后人所敬佩和学习的。不过，秦宓用来证明“天有头、有耳、有脚、有姓”等结论的论据都是虚假的，不可反驳，尽管他批上了权威引用《诗经》中的名句作为证据的外衣，似乎理直气壮，不可反驳。然而，决定这场舌战的胜负，显示出哪一方口才高下的因素，不在于是否遵循了论据事实的逻辑规则，因为张温本来就是故意提这些毫无意义的荒谬问题来刁难秦宓的，如果秦宓拒不回答，或者是用科学的道理去讲清天为什么有头、有耳、有脚、有姓等问题，那反倒被吴人张温所耻笑，传到吴国去，势必影响蜀国人的形象。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即便是已经搞清楚了，但在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中，也不允许秦宓用长篇大论来详细地解释这些问题。
17.做事情的过程中，当事人应该按章办事，按令行事，但不可盲目听从命令，屈从命令。相反，面对诸多问题，孰轻孰重，孰大孰小，要做到心中有数，顾大局，识大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施仁望奉命赶到救火现场，没有草率行事，而是刀下留人。当向皇帝交差的时候，施仁望拒理力争，谏烈祖看在周业之父守边的功劳上，不可轻易斩杀周业。结果，烈祖大悟，认为这样做没有耽误“大事”。施仁望因此大受奖励，得到重用，周业也被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