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是晚清一流的艺术大家，诗、书、画、印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对于他的艺术成就，张小庄在其专著《赵之谦研究》序言中给予了如下概括性的总结：“在晚清艺术史上，赵之谦（1829－1884）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绘画上，他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使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有清一代在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在篆刻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广为取法，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另外，他的诗文好，著述丰，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与清代的其他艺术家相比，赵之谦的全面能力显得非常突出，他诗、书、画、印‘四绝’，在各个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如此全面的一位艺术大家，在某方面的直接师承却并没有确切地记载，故而赵之谦的艺术成就更多是其天分加勤奋使然。虽然直接师承难以说得清楚，然而间接关系却有着相应地记载。比如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应该是受了沈复粲的启迪，赵之谦在《补寰宇访碑录》题记中自言：“之谦十七岁，始为金石之学，山阴沈霞西布衣复粲第一导师也。”
清 赵之谦 《大吉羊富贵》
赵之谦在17岁那年，拜比他大50岁的沈复粲为师。沈复粲是位著名的藏书家，张钰霖在《浮生印痕：赵之谦传》一书的小注中整理出了赵而昌所藏赵之谦的一通手札，赵之谦在这封信中说道：“张氏惠生堂藏宋本凡十余种，《嘉泰会稽志》即其家校刻者，《会稽三赋》（张罗山故物）亦在焉。后其书散，尽归沈氏遗经堂书肆。沈氏昆弟三人，长曰沈景唐，次芋田，三霞西（名复粲），辟鸣野山房，屋二十余间，皆聚书不肯售。”
由此可知，沈家兄弟三人共同开办有一家名为遗经堂的旧书店，兄弟三人都有藏书之好，堂号为鸣野山房。沈家兄弟藏书量很大，因为鸣野山房竟然用了二十多间房屋来收储他们的藏品，而这些书乃是他们在收书过程中挑选出来的善本。显然，遗经堂所藏乃是兄弟三人共同的财产。沈复粲的大哥、二哥去世后，鸣野山房的藏书分为了三份，然而这些藏书的最终归宿却并不好，赵之谦在此信中一一道及，谈到沈复粲的那部分书时，赵之谦写道：“沈霞西书（曾往阅过，多不经见本，而无宋元本。《庄子义海纂微》刻本则在渠家见之。）或云已失，或云尚存，其家中人之言亦恍忽。霞西一子，名宗昉，江苏候补从九，其人鄙俗，令人欲呕，难后未见过也。”
清 赵之谦 《牡丹》故宫博物院藏
沈复粲是著名的藏书家，而赵之谦拜其为师并不是想学习如何鉴定版本，沈复粲的学术思想是偏重理学，对刘宗周最为崇拜，然而沈氏兄弟三人都未曾应科举，而赵之谦始终有着考取功名的强烈愿望，那么他拜沈氏为师，究竟是学习什么呢？沈复粲对金石学颇为偏好，著有《越中金石志》《越中金石广记》《於越访碑录》《小云巢金石目》等等，他在金石学上的偏好对赵之谦很有影响，然而沈复粲是否也精于篆刻之学未见史料记载。沈复粲的儿子沈宗昉却有篆刻作品传世，黄尝铭先生在《篆刻年历》中收录有沈宗昉所刻“飞花入砚池”、“贵相知音”两印。对此张钰霖在其专著中评价和猜测道：“可知他走的是汉印工稳一路，短刀碎切，正是浙派篆刻的典型风格，赵之谦入手学习篆刻时，也是宗法浙派。虽然目前没有材料能说明沈宗昉的师承，但很可能他学习篆刻的老师正是他的父亲沈霞西。”
虽然赵之谦的篆刻难以确知是本自沈复粲，但他的很多行为的确受到了沈的影响，比如沈复粲喜欢金石，赵之谦也从道光二十五年开始准备增补孙星衍所撰、邢澍补订的《寰宇访碑录》，因为该书刊行于嘉庆七年，此后的几十年里，又出土和发现了许多的新碑，因此赵之谦为之补订，写出了一部《补寰宇访碑录》。
赵之谦《古柏图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沈复粲的辑佚古书之好对赵之谦也有影响，赵曾经跟好友孙古徐相约辑佚古书，然而此事因为孙古徐的去世而未能最终完成。但赵之谦把这件事记录在了《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的总序中：“余年二十一时，山阴孙古徐好聚书。一夕得王氏佐《北征日记》、张氏岱《石匮文编》，狂喜告余。余语古徐：‘盍取诸家藏本世希有者，成巨帙、刻丛书？’古徐曰：‘诺。’是岁，道光己酉，吾乡沈氏鸣野山房藏书初散，精本半归杨器之，犹可假录。求戚友家先世遗著，亦多完具。凡搜访编校者五年，已得百三十余种，付与钞胥。而古徐病作，寻卒，事不克成。”
由以上的这些记录可知，沈复粲在金石学和辑佚学方面都对赵之谦有着较大影响，尤其鸣野山房的藏书使得赵之谦开阔了眼界，使得赵在金石学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复粲之外，赵之谦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跟魏锡曾也有一定的关系，魏锡曾虽然不刻印，却酷爱收藏名家篆刻，赵之谦的第一部印集——《二金蝶堂印谱》就是魏稼孙编纂而成者。
咸丰九年，赵之谦中举时年31岁。此后不久，太平军事起，赵之谦到温州、福州等地避乱，在这个阶段他结识了魏锡曾。魏锡曾字稼孙，本是杭州人，也因避乱来到了福州。早在他们见面之前，魏锡曾就特别想结识赵之谦，相见之后，两人遂成为了终身莫逆，关系之融洽到了随意戏谑的程度。比如赵之谦刻了方“思悲翁”印，所刻边款则为奚冈，赵之谦对魏说这可是奚冈所刻之印，但魏锡曾的眼力很好，虽然赵之谦仿刻的很像，但他还是认出了这并非是奚冈的原作。于是，魏在此印蜕旁写出了这个有意思的小故事：“㧑叔既刻此印，戏署奚款见示，欲以相诳。余觉之，乃相视而笑，书此以发其覆。”
赵之谦-01-花卉图册
那个时候的赵之谦生活较为困难，魏锡曾在经济方面给赵之谦以较大的帮助。比如，他写信给魏向其索要鼻烟，这封信写得十分顽劣：
再启者，求转乞令亲处鼻烟少许（极少八九钱，一两更好，一两外益感）。用油纸两重包裹，其外用极厚竹纸一层，紧封其内，俾勿走气。尤望速寄。否则用一磁瓶封固，玻璃瓶亦可，总以勿走气为主。此物有在陈之厄，一来最能振刷精神。且刻此如许印章而需索只此，谅不以为贪也。
虽然是向他人索物，但赵之谦在信中却大大方方地表现出多多亦善的促狭，还向魏提出要有精细的包装，并且解释说，他索要鼻烟是因为自己给魏刻了多方印章，而用那些印换些鼻烟过来，算不得一个贪字。
赵之谦-02-花卉图册
赵之谦跟魏稼孙的关系十分之密切，两人不在一地时有很多通信往来，从信中的戏谑口气来看，两人都是开得起玩笑者。比如赵之谦在给魏的信中，可以真真假假地把魏骂得狗血喷头：“稼孙大兄侍史：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弟生平待友最真，何阁下以荒谬对耶？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况前此寄尺牍，价便嫌少，亦必写一收到之条（自此以后，竟不发一信，吾以汝为死矣）。嫌少尽可再说些，脚要烂断，手先烂断耶？……”
两个男人的关系能够处到这么好，真是令人感慨。这其中的原因当然首先是脾气相投，另一个原因则是，魏锡曾实在喜欢赵之谦的篆刻风格，而他的这种偏好还曾为赵之谦带来过烦恼。同治二年，魏锡曾从福州前往北京，此途路过泰州，于是魏前往拜访当地的篆刻名家吴让之。当时吴已65岁，住在寺庙内以卖字为生，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够，吴让之已经多年不刻印。然而魏却坚决请求吴给自己刻几方，于是吴让之给他印了五方印章。可能是为了答谢吴的厚意，魏将吴所刻印蜕辑在一起编成了两册本的《吴让之印存》。吴为这部印谱写了篇序，其在序中称：“今年秋，稼孙自闽中来，问余存稿，遂告以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尔。就箧中自用者印以求正，不值一笑。”
赵之谦-03-花卉图册
吴让之说自己六十年来刻了上万方印，可惜未曾留下印蜕，他谦称是因为不值得留存，但是魏稼孙将他现有印蜕辑在一起编为印谱，还是令他颇为高兴。而在此期间，魏稼孙又向吴让之出示了自己用半年时间所编的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而此谱中有赵之谦所刻“会稽赵之谦字㧑叔印”的边款“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得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
赵之谦对自己刻的这方印颇为自得，认为当今与之媲美者只有吴让之的作品，而吴让之读到了这个边款也很高兴，于是就应魏锡曾之请，给赵之谦刻了两方印。同时又为《二金蝶堂印谱》写了篇序言，然而，这篇序言却引起了赵之谦的不快：
㧑叔赵君自浙中避贼闽海，介其友稼孙君转海来江苏，访仆于泰州，见示所刻印稿二册。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惟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知，谨刻两方呈削正。盖目力昏耗，久不事此，不足观也。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
在此序中，吴让之感谢赵之谦对自己的高看，然而他又在此序中以婉转的方式规劝赵之谦说“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吴让之在看过《二金碟堂印谱》后，认为本持古法才是“老实”，而老实才是刻印的正路，显然他认为赵之谦未曾做到这一点。
赵之谦绘 《赵撝叔梅石画法册》民国十八年中华书局珂罗版印本，内页
赵之谦抵京后，看到了吴让之所写的这篇序言，同时也看到了魏锡曾所辑的《吴让之印存》，对吴让之的作品有了全面性地了解。在此之前，因为吴让之没有印谱流传，他仅见过吴的一些零星作品，包括吴让之的书法，而这些作品令自负的赵之谦颇为惊叹。比如他在同治元年九月，用篆书为弟子钱式写《峄山碑》，赵在这篇范本的跋语中称：“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谿胡荄甫。熙载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
赵之谦说清代篆书水平最高的人是邓石如，而到了近代，则以吴让之和胡澍水平最佳，而今吴让之已老，胡澍则陷于战火之中生死未卜，其言外之意，当今的篆书水准最高者就是自己了。由这段话至少可以看出，赵之谦对吴让之颇为推崇。然而当他看到了《吴让之印存》后，却修正了自己以往对吴的认定，更何况吴让之还在给其所写的序言中，对他提出了婉转地批评。此时，赵之谦年方35岁而吴让之比他大30岁，在那个时代65岁已经算是年龄很高的长者。而赵之谦年轻气盛，兼原本就有着嘴不让人的个性，于是就写了篇《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以此来反击吴让之的所言。赵之谦在此文中首先称：
摹印家两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徽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巴（予籍）、胡（城东）既殇，薪火不灭，赖有扬州吴让之。让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今年秋，魏稼孙自泰州来，始为让之订稿。让之复刻两印，令稼孙寄余，乃得遍观前后所作。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僅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
赵之谦说，清代的篆刻可分为徽派和浙派两大体系，吴让之正是徽派的传人，在此前自己仅见到过少量的吴让之所刻之印，其技法之高令自己大为叹服，而今魏稼孙带来了《吴让之印存》，使得他对吴的印学造诣有了整体上的印象，因此他认为吴让之印学也是本自邓石如，同时赵之谦认为吴让之并没有太多的创造，所以其治印水平仅仅能算作“能品”。而能品之说，实际上是把吴让之归为了匠人，这种评价显然不够公允，故后世大多认为赵之谦的说法显然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赵之谦绘 《赵撝叔梅石画法册》民国十八年中华书局珂罗版印本，赵之谦小传
赵之谦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印学流派，并阐述了他的印学观念，比如他在该文中又说道：“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
赵之谦的这段话被后世总结为“巧拙说”，他的这个观念广受后世学者所关注。台湾学者林进忠评价说：“研习与创作表现，基本上包括理念与技巧两部分，赵氏所谓的‘巧’，是偏重承袭的表现技法能巧，而‘拙’则是偏重追求新生自我的精神理念，这与通常论巧拙都是指表现技能，略有不同；而在研创历程上，其谓‘出’即是始境，即代表开始起步的研习出发阶段，并谓‘入’即是尽境，意指创作具体表现与评价的理想入评阶段。”（林进忠《赵之谦的篆刻书法绘画研究》）
虽然赵之谦的这篇文章在后世被艺坛极为看重，在当时却引起了一些争论，而魏稼孙为该事的始作俑者，估计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