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华
在赤坭镇石坑村张屋自然村，位于村中心地段的坤高张公祠堂是一座父子合祠，祠堂名称中的“高”，是指父亲张永高；“坤”，指儿子张德坤。
祖上创业故事
据张年帮阿伯介绍，根据他们的八世祖法凤、法贤的墓葬资料推测，石坑村张氏族人的应该是从福建迁徙而来。何时到了广东，没有具体记载。只知道原籍福建的一位祖先因逃难来到了广东的永安，也就是今天的紫金县居住过。
大约在嘉庆至道光年间，张氏的十一世祖一家从紫金迁居来到花县。据说当时来的是三兄弟，名字分别是张上彩、张上捷、张上梅和他们的叔伯兄弟们。他们挑着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叔叔的遗骨，第一站来到赤坭邹屋村东边的乌石南蛇岭。后来，三兄弟中，张上彩那支去了花东的东方，目前失联；张上梅那支，去了清远的石角民安村，现在还保持着来往；上捷这一支到了孙辈，迁到了赤坭镇石坑村张屋居住。
张上捷这支人初来时，住的是茅寮。他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永财、永高、永祯，永祯少亡。德乾、德坤是是张上捷第二子张永高公的两个儿子，为十三世祖。张德乾娶妻后，生有一子，名经相；张德坤娶妻毛氏，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叫经秀（字西养）、经海（字北养）、经演（字南养）。
张德坤力气特别大，又能捱苦，为人厚道，从来不会算计人。他平时能挑四个粪桶去田里干活。正是因为他能力出众，勤劳肯干，石坑村才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张德坤不仅盖了青砖屋住宅，还盖了坤高张公祠堂和三馀书院。
张德坤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专门建了书院供孩子们读书，希望孩子们能读书明理。书院为什么取名“三馀”，即工作、睡觉、吃饭之余要用来学习。
关于张德坤发迹前还有两个故事。
一个是种芋头。有一次，田主准备种几亩地的芋头，请了张德坤干活。种芋头先要把地整成畦，每畦两边种，株距有规定，还要打芋笼，比做一般的农活要苦累费时。田主打算请多一些人来帮忙。厚道的张德坤却说自己一人就可以，用不着再请人了。第二天，他老早起来，打了几亩地的芋笼天才大亮。往田里担粪时，别人只能担两个桶，他却担了四个桶。田主高兴地说：“德坤，你最好同我做一世长工啦！。”
还有一个故事是接别人不做的活计。有一年，田里打出的谷子好多是秕谷，不够纳粮租。田主叫三江佬，因下田割谷的工钱少，没人愿意做。张德乾、张德坤却接了这个活，并获得了这块田地后面的长期耕种权，他们再也不用到处打散工了。为了离田地近一些，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兄弟俩在一个叫“龙次窟”的地方搭茅寮安居。后来，他们才搬到了石坑村张屋建起屋来。起初只建了一间“三间二廊”的房子，用于自住，后来张德坤出资建造了坤高张公祠。
坤高张公祠概貌
说起坤高张公祠的始建时间，据村人说，坤高张公祠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成，于光绪三十年（1904）重修。
据资料记载，祠堂坐北向南，三间两进，建筑为硬山顶，人字山墙，碌灰筒瓦。墙体外层青砖，内层泥砖，当地俗称“金包银”。石门额阴刻“坤高张公祠”。祠堂在2008年5月被公布为广州市花都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现供村民喜庆宴席和祭祖之用。与其他祠堂相比，屋脊上没有精致华丽的灰塑，没有奢华的装饰，简朴实用。最显眼的，是祠堂门楣正上方有一幅“竹林七贤”的壁画。战乱年代，时常有匪患来袭。
有一次，土匪来村抢劫时，在祠堂放火，把祠堂的泥砖墙烧倒了。祠堂在重修时用了青砖，所以现在祠堂的墙面有明显的不同。
祠堂后堂有神主牌，摆着香案，香火台正中牌位上面写着：“张门堂上历代祖宗。”这个牌位是重新制作的，原来的牌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遗失了。
三馀书室始建年代不详，估计是与坤高张公祠同年代建造。该建筑坐东北朝西南，也是硬山顶人字山墙，碌灰筒瓦，墙体“金包银”，门额阴刻“三馀书室”。村里原来还有两座炮楼，一座位于村南部，土改时分给村民，后被村民建了民房，另一座在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时被拆除。
张德坤的第三子张经演（南养）比较有经商头脑，他除了种地，还先后开过榨油坊、酿酒坊。有了余钱以后，他出资兴建了金垫家塾，门楣上方专门绘了一幅《踏雪寻梅》，希望子孙们能够读书明理，吃得了苦。
石坑村一直保持着清明祭祖、太公分猪肉、重阳敬老的习俗，根据每年的收成，由村里牵头，为村民举行规模不同的活动。该村主要宗族活动为清明祭祖，清明节当天组织村民到清远石角民安村拜祭大太公，第二天拜祭立村太公，之后再到祠堂进行宗族聚餐。
家族旧事
多年以来，石坑村的张氏后人只以种田为生，生活平淡。但在十六世时，张家发生过一场变故，至今成谜。据说，第十六世祖张道和曾给自己的亲哥哥张道扬写过一封绝交信，而且用的是红笔，绝交的态度非常决绝。族人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写完、送达绝交信以后，张道和就带着家人离村出走了，再也不曾回到过村里。
张道和曾在法国人开的广西梧州硫酸厂任过厂长。他的儿子十七世祖张春廷在贵州生活，生了七个儿子。有人说张春廷担任过重庆日报社的总编，但此消息未经核实。1948年，张春廷的两个弟弟回村里探亲，但只过了几个小时就走了，后来听说去了台湾。
有一年，村里来了土匪抢劫，双方混战中，村民打死了一个土匪。土匪在逃离村里时，扬言要来报复全村人。为了避祸，十几名青年连夜出村，到南洋婆罗洲务工为生。
其中有一位叫张仁德的青年，他先是跟着外国人学英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了香港，又学习无线电技术，这门技术主要用于飞机落地时进行电路检查。他曾在广州民航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广西桂林社会服务处处长。
1949年11月9日，香港启德机场发生轰动中外的香港中航公司驾机起义，张仁德参与起义回国。他带了十多人到北京机场去打工，没文化的当杂工，提行李、扫地、做饭。有文化的，学得一技之长，做维修工。
张仁德的侄子毕业于北京航空大学，20世纪60年代被分配到上海安亭仪表厂，曾任总工程师、厂长，现在80多岁了，5年前还回村里探亲。
“我爱你在心”
村里还有一个名人，她就是广东最早开办聋哑学校的张颖仪。她出生于1916年，幼年丧母，家境清贫。九岁时左脚出现跛行（大概是小儿麻痹症），后落下终身残疾。1937年7月，她在香港飞利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香港真铎启聪聋哑学校师范班学习两年。1939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41年至1945年，在广州、花县等地，任聋童家庭教师及国民小学教师。
1946年2月，张颖仪在自己的住处广州惠爱东路（今中山五路）昌兴街挂牌办起私立启聪聋哑学校，招收聋哑儿童入学。这是广东最早的聋哑学校，开办时只有学童五人。由于张颖仪工作刻苦，对聋童耐心施教，学校声誉日隆。几个月后，学生增至20人，并得到家长捐助的经费。以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校舍不够用，于是租用文明路65号的二、三楼做校舍。
经过两年努力，学校继续发展，办学更有成绩，受到社会及家长的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广州国民政府面临崩溃，时局动荡，人心涣散，货币贬值，学校经费拮据；政府又没有给学校经费补助，员工纷纷离退，另谋职业，学童陆续辍学，学校面临停办的厄运，但张颖仪仍坚定地把学校办下去。
195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对面临困境的私立启聪聋哑学校实行保护政策，给予经济补助。1952年，市政府又拨款购置了南华西路同德里10号房产，交给启聪聋哑学校使用。
1956年8月，广州市政府将私立启聪聋哑学校改为公办的“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全部留用，全部经费由市教育局拨给。面对这一历史转变，张颖仪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正重视特殊教育，关心聋哑儿童的成长，为她创造了终生从事聋哑教育事业的良好条件。张颖仪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该校党小组组长。
为了让广大聋哑儿童能受到文化、技术教育，1960年，张以聋哑学校为基地，连续举办了四期师资培训班（每期三个月），自己亲自授课，共培训了来自广东各地的六十多名教师。1974年，学校迁到沙河镇猎德村。此后，在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台山、韶关、汕头、博罗等地的聋哑学校相继建立，广东聋哑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张颖仪是广州地区聋哑教育的创始人，为聋哑教育奋斗了30多个春秋。1960年，张颖仪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并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79年2月15日，张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3岁。她去世时，她的墓碑上刻有一个手语图案：“我爱你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