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末年开始，一些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东方，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在此期间，曾有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活跃在北京，为东西方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有一个跨越明清两代的传教士，尤为引人瞩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汤若望。
汤若望
相信许多人听到汤若望的名字，都会十分熟悉。1619年，十七岁的汤若望来到澳门，适逢明朝派官员来与葡萄牙人商议购买火器，结果汤若望便借机跟随办差队伍一路北上，成为了明朝的“火器顾问”，受到了重用。
留在明朝政府的汤若望，主要是观测天文和修订历法，另外还奉崇祯旨意，带人研究和铸造火炮。时值明朝与清军作战的关键时期，而汤若望等人经过一番努力，也确实有所收获，成功交付了二十门大炮，算是立下了大功。
然而，明朝败局已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被击溃后，多尔衮又辅佐着年幼的顺治帝福临定鼎北京。如此一来，汤若望又开始在清朝为官，并先后收到了多尔衮和顺治帝的重用。到康熙朝时，汤若望已经是历经明、大顺和大清三代的老人，也深得孝庄和康熙的敬仰。
可是，晚年被疾病缠身的汤若望，却曾被清朝判凌迟，若不是孝庄和康熙相对开明，这位洋大叔很可能就被切成“羊肉片儿”了。查阅《清圣祖实录》，发现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十六这一天，有一件尤为引人注意的案件，当时清廷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呈了一桩判决：
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清圣祖实录》
在这份判决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传教士汤若望，位列其后的，也均是钦天监内的相关人员。那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竟然会被拟定了凌迟重刑呢？
原来，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顺治帝与董鄂妃所生的儿子夭折，由汤若望等人负责安排安葬日期。由于顺治对这个儿子尤为中意，甚至有拥立他为太子的意向，可惜未能如愿。这个夭折的皇子，便是和硕荣亲王。
封建帝王极为注重风水，而和硕荣亲王又是顺治的心头肉。所以，朝廷对于这场葬礼尤为关注，可谓及其重视。不过，精通天文的汤若望，主要从事的是修订历法，对于堪舆和推演之术并不在行，结果便依照“洪范五行”推演决定。
然而，到顺治帝死后，早已觊觎钦天监正一职的杨光生，开始抨击汤若望等人推演不当，指出应该使用“正五行”。此案一出，清廷极为重视，立刻命议政王大臣会议会审。当时，汤若望已经中风，口不能言，系好友代其申辩。但尽管如此，这个垂暮之年的传教士，还是被拟定了凌迟之刑。
不过，好在当时辅政大臣、孝庄和康熙还算开明，觉得汤若望在朝中任职多年，也是兢兢业业，因而法外开恩，将其赦免了。就这样，曾经为崇祯铸造火炮、帮大清修过历法的汤若望，又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