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是苏北平原一个人杰地灵的城市，先后出过韩信、吴承恩、刘鹗。
今天的淮安风光
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城内驸马巷里，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这个婴儿，就是周恩来，五十一年后，他将出任新中国首任总理。
周恩来总理
一、家世与童年
周恩来祖籍绍兴，祖父周起魁为了糊口，当上了绍兴师爷，一度辗转安东、阜宁、桃源、海州，最终定居淮安，活了五十多岁。
他留下四个儿子，次子邵纲即周恩来之父。
父亲周邵纲，为人和蔼谦让，他谋了一个差事，月薪不足30元。母亲万冬儿，出身名门，不但性格开朗，精明果决，还很有办事能力。
周恩来还没有周岁，四叔贻淦病危。
为了让弟弟有后，父亲将恩来过继给四叔。从此，他接受了四叔母陈氏的养育。
陈氏性格好静，仁慈礼让，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六岁那年，周恩来一家搬到生母的家乡清江浦。
万家丁口多，矛盾也多，万氏常常亲自去调解。旁听的周恩来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协调人际矛盾的办法。
幼年周恩来
与此同时，家中的经济状况更拮据了，常常靠借钱度日。
窘困的生活，摧残了万氏的健康，不到十岁的周恩来常常到当铺典押家中物品，饱尝世态炎凉。换来了钱 ，赶紧去药铺抓药。回到家中，把药煎好，一勺勺喂给母亲。
但他的努力没有挽回生母的命。
1907年，万氏走了。
第二年7月，嗣母陈氏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周恩来成了没娘的孩子。
为了还债，料理完丧事，生父去湖北谋差事。周恩来则带着恩浦、恩寿两兄弟回到淮安老家。
当时，三叔贻奎瘫痪，十岁的周恩来照管起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周家是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即使内里再破落，还是放不下面子。他“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
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1964年周恩来同同侄女周秉德等谈话记录）。
这样的生活，他咬着牙撑了两年。
伯父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当上了科员，生活得以稳定下来。他时常收到侄子恩来的信件，他没有儿女，所以去信给侄子，要他来东北生活、学习。
于是，12岁的周恩来踏上了北上的路。
二、为中华之崛起
1910年春，三堂伯周贻谦到了东北。这一年，日本吞并朝鲜，对东北同样虎视眈眈。
这无疑影响了年幼的周恩来，他关心时政，订阅了《盛京时报》， 每天必读。
盛京时报
暑假期间，他曾到同学何履祯家中做客。其祖父何殿甲，见证了日俄两军两军的激战，为之痛心不已。他垂垂老矣，将图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
他写过一篇《赠周恩来文》：
彼季子刺骨，后为六国相；司马题桥，终能乘高车；班超投笔，果封万户侯；张良坚忍，卒成汉世业。如四君者，岂不毅然大丈夫哉！
所以，当东关模范小学的老师问学生们为什么读书时，有的说是为了发财，有的说光宗耀祖，只有他坚定地回答：
“为了中华之崛起！”
年轻时的周恩来
在学校，周恩来的各门功课都取得了好成绩，作文更是常被贴在显眼的位置，让同学们观看。有一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更是被收入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
周恩来性格温和，但在面对欺负时，却不会低头退缩。
初到东北，因为矮小的身材和浓重的南方口音被骂作“南蛮子”。他想办法交朋友，和一批瘦小的孩子结成统一战线，一起对抗恶棍学生。
为了强身健体，他坚持在寒风中跑步、做操，吃高粱米，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让他原本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健，为以后适应艰苦的战争年代打下了基础。
三、南开学校
1913年2月，伯父改任长芦盐运司科员，周恩来随之搬到天津。
天津是近代北方的重要工商城市，其先进程度是东北比不上的。
当时，南开学校创办虽然不到九年，却有相当的美誉度。原因是它的两位创办人严修、张伯苓思想开明，坚定致力于教育救国。
为了考上这所心仪的学校，周恩来恶补了三个月英文，终于如愿以偿。
进入南开，周恩来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新知识，四年时间里，时常拿到第一名。
周恩来在课堂上（前排左一）
对各种课外活动，他也积极参加，他发起了“敬业乐群会”，联络同学感情，参加了新剧团，在新剧《一元钱》中男扮女装，获得了平、津青年的好评。
入学时，学费、生活费都靠伯父支持，但伯父收入微薄，学费经常不能及时缴付。
学校知道了情况，免去其学杂费，但生活费还要自己解决。
除了尽量节省，他还在课余为学习校刻蜡纸、油印、抄写讲义，来换取一些报酬。
艰苦的处境，让他对生活同样艰辛的劳动人民产生深切共情，“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
对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校长张伯苓十分欣赏，时不时请到家中长谈，中午留他吃小鱼贴饼子。他经常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敬仰同样终身不变。
1917年6月，周恩来毕业了。
毕业之后，他将何去何从？
周恩来决定做官费留学生，到日本去。
周恩来在日留学期间与同学合影（后排右一）
四、大江歌罢掉头东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且与北洋政府有协定：凡考取指定日本大专学校的中国学生，都有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
所以，当时的日本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南开毕业的学生。
青年周恩来
到了日本，周恩来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但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困难，让他无法安心读书。日本普通人生活的艰辛，更让他放弃了军国主义救中国的念头。
心情孤寂的他，翻阅起了《新青年》。
周恩来
在1918年2月15日的日记里，他兴奋写下“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这年四月，日本与段祺瑞商定共同出兵，镇压苏俄革命。消息传来，引发了一批留学生的愤慨，先后有四百人罢学归国。
在这期间，周恩来积极参加集会，再也无心学习，因此考试没有通过。
当年9月，日本发生“米骚动”，日本社会的尖锐矛盾暴露在周恩来眼前，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前景，他不得不思考新的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阅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
南开学校准备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心返国。
就这样，旅居日本一年半的周恩来，只带着河上肇的书回到了祖国。
五、救国与信仰
回国的周恩来，不久赶上了五四运动。天津学子举行了罢课。这期间，周恩来联络了南开校友，反对曹汝霖成为校董。
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决定合并成一个新团体，名字叫做“觉悟社”，周恩来起草了《觉悟的宣言》。
觉悟社的成立，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当时他正与胡适论战，需要更多支持者宣传马克思主义。
因此，他在《晨报》上不吝赞扬这一新成立的社团。
次年1月29日，在一场请愿中，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为了洗刷他的罪名，周家人请动了大律师刘崇佑。出狱之后，严修向顾维钧写信，向他推荐周恩来。
同年10月，他和李福景（教育家李琴湘之子）登上了赴法的邮船。
近四年的法兰西岁月，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周恩来出身旧式官僚家族，凭着社会关系和出色的才干，荣登高位是迟早的事。
但二十三岁的周恩来，作出了一个重要抉择：
他要反叛这一切，选择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三年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此，他成了共产党人，把一切献给了党，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十里长街送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