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戈林对德国空军发展的贡献就是争取到了大量预算，它曾对“主持日常工作”的参谋长韦佛交底：“元首对我们非常满意，总之记住一句话，钱永远不是问题。”1935-1939年，在德国640亿马克的军备开支中，空军竟占了高达40%。
二战爆发后，德国空军在西线战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战役后，戈林声望达到顶峰。1940年7月，希特勒兴奋之余专门为戈林设置一个最高阶军衔—“国家元帅”，以示与其他元帅的不同。
不列颠空战期间，为了报复英国对柏林的轰炸，希特勒命令戈林对伦敦市区和平民实施轰炸，戈林对此倍感困惑，试图劝希特勒把轰炸目标定为伦敦周边的军事设施，然而“元首不为所动”。
数月的激烈空战下来，戈林的空军不仅消耗了大量实力，自己的侄子也在期间阵亡。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在逐渐扩大的苏联占领区，戈林的空军一边掠夺资源，一边为地面部队保驾护航，着实忙碌了一阵子。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在对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空运补给上，戈林向元首吹了牛皮，而这间接导致近30万被围德军最后仅有9万多人存活，戈林再也没有两年前“让我的空军遮住天空”的冲天豪气了。
北非战场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深受补给不足之困扰，戈林再度保证运补资源而又“食言”。西线，美英联军“两班倒”轰炸德国城市，而戈林的空军不仅无力阻止，还一再损失无法替代和难以补充的机组人员。
随着德国战争机器力量被持续削弱，戈林的空军实力也一落千丈。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戈林在军事上渐渐被边缘化，从此变的不求上进，无所事事。堂堂“国家元帅”开始整天待在他数量众多的豪华别墅里“享受生活”，还不忘命令部队在作战之余为他搜刮大量的珍奇艺术品。
1945年4月20日，戈林在柏林地堡出席希特勒的生日会后离开，纳粹德国的一二把手从此永别。23日，得知希特勒准备自杀，戈林拍了一封电报，询问元首“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国家的全部指挥权？”
接到“逼宫”电报，希特勒怒不可遏，下令逮捕戈林并开除其党籍。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他在遗嘱中改立邓尼茨为“接班人”，解除戈林一切职务并再度痛斥“德国空军之所以失败，完全是戈林的责任”。
戈林被捕后，在邓尼茨“关照”下，凯塞林解除了他的监禁并交给德国空军。5月6日，戈林给邓尼茨拍去一封电报：听说您要派约德尔去和艾森豪威尔谈判？比起他，我更能胜任“元帅对元帅”的谈判。
起初，美军给戈林vip般的特别待遇，香槟盛宴一番招待。不料，艾森豪威尔得知后大发雷霆，下令将戈林转为“一般战俘”。很快，德国“国家元帅”被没收了元帅杖、所有勋章甚至钻石戒指，随后被美军丢进人称“垃圾箱”的蒙道夫战俘营。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开庭，戈林被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的“一号被告”位子。之后是长达数月的检方发言，证方陈述。在为自己辩护时，拒不认罪的戈林“舌战群儒”，面对轮番上阵的四国检察官的咄咄逼人的盘问，戈林应对自如并时不时反唇相讥，法庭一度被这个纳粹二号人物搅得嘘声不止。
1946年9月30日，法庭宣布判决：戈林一案没有任何酌情余地......此人罪状极大，无人可比......被起诉的四项罪名皆成立......”听到被判绞刑，戈林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宣判后的第三天，戈林提出请愿书，要求改为枪决，并说明“这绝非一个无理的要求”，然而法庭不予理睬。
10月7日，戈林与妻子埃米见了最后一面，妻子说道：赫尔曼，你在纽伦堡为你的战友和国家尽了全力，我一直认为你为德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戈林回答：真是抬举我了。最后说了一句：“你只需相信一件事，他们是不会绞死我的。”
10月15日夜，戈林在戒备森严的单人牢房服毒自尽，并留下四封遗书，其中给典狱长的信中详细说了如何携带、隐藏三颗氰化钾胶囊。而在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信中则说道：“我在道义上没有义务服从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伟大的汉尼拔将军的方式，因为，想要对一位德国国家元帅施以绞刑是不可能的！”
此事非同小可，美英法苏四国的委员相继赶到现场，气急败坏的苏联代表甚至对着戈林尸体重重打一巴掌，以此“鉴定是不是装死”。四国组成自杀调查委员会紧急商讨对策，一度想隐瞒事实把“戈林“弄到绞刑台上行刑，思前想后，他们还是没敢这么做。
戈林的自杀对盟国无疑是一个打击，各国舆论也闹得沸沸扬扬，当时的《纽约时报》报导：戈林骗倒了胜利者，正义并未胜利，本应掌握在战胜国手中的武器却到了德国人手中。”此外，戈林的反苏立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生前曾多次表示：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结合不过是战时强迫的利益结合，这种结合注定是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