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搜搜“郑念”，所有的照片都是优雅、美丽、矜贵的。
郑念是名副其实的大美女，出身名门，原名姚念媛。
祖父姚晋圻是清末民初的大儒。逝世后，总统黎元洪以“学术精通，道德纯备”为名，令国史馆为之立传。
父亲姚秋武留日归来，受邀任北洋政府高官。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郑念打小住的是高逼格的花园洋房，受的是中西合璧的高级教育，看的是英文书，赏的是乾隆瓷，吃的是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从不知人间愁苦。
她家境优渥，家产丰厚，国内国外都有存款。平日里有佣人伺候，自己无事就看书写文，她曾写道：我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
她中学读的是天津南开，大学读的是燕京大学，后来赴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取得硕士学位。
她的丈夫郑康琪是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婚后，她随着丈夫到悉尼长居，并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梅平。
家庭美满，生活富足，郑念的一生，本可以就这样幸福安逸下去。但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她和丈夫毅然选择回国。
她说：我们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希望为新的中国做贡献。
郑康琪卸任外交官后，转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可没过多久，就患癌去世了。郑念由此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因为精通英语，郑念被聘为石油公司的总经理顾问。
郑念努力工作，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只穿旗袍，家里陈设明清古董，出门有车接送。
她在上海的家，被一位老朋友称作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
连郑念自己也对自己家充满自豪感：“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
若能这样过完一生，也是平淡安乐，但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她的人生急转直下。
因为郑念是英国留学生，又长期在外商公司工作，当时被控为英国间谍，红卫兵抄了郑念的家，没收了财产，将其关在监狱近7年。
在那个年代，理性与法制已经全数瓦解崩溃，一切都变得荒谬，毫无道理可言。为求自保出卖朋友、污蔑自己的同事乃至亲人都是寻常之事。
弟弟来探监，看到郑念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哭着求她承认了算了，免得受苦。但郑念坚持自己无罪。
这漫长的7年里，为了让她认罪，她受了轮番审讯、拷打。每一次让她在交待材料上签字，她都会在“犯罪分子”四个字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然后再签字。
很多人认为，昔日娇生惯养的大小姐，遇到这样的变故，一定会疯掉，但郑念却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了一切打击。当所有人都变得不是自己时，只有她一直在坚持做自己。
就算住在监狱里，她也以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名正言顺借得扫帚将屋内打扫干净。她将手纸用米饭一张一张地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这样她的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弄脏。
手被拷在背后，手拷长期不除，但即便拼着手部致残的后遗症，她也坚持每次上完厕所都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因为敞开裤链“太失体面了”。
她也从未放声嚎哭，向看守祈求，因为她受到的教育中那是“不文明的”。
有的人傲气外露，以为是骨气，而真正的风骨却是刻在骨头上、藏在血肉里的。在近7年的监禁中，无数次濒临死亡，郑念都没有承认任何的罪名，也没有“揭发”任何一个人。
1973年，郑念最终无罪释放，带着7年的牢狱生活和一身疾病重见天日。
但迎接她的却不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她刚入狱不久，视若珍宝的女儿就离世了。
别人告诉她女儿是自杀，但她不信，坚持调查女儿的死因。最终，她查得真相，女儿是被人活活打死，然后扔下楼，让人以为是自杀。
后来，郑念诉诸法律，将凶手送进了监狱，但凶手只蹲了15年就出来了。
当时，已在美国的郑念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很不忿，对采访的记者说，他现在出狱了，要跟他的儿子、孙子团聚了，而我呢，我的女儿死了，永远是孤孤单单一人。胡永年，这个人的名字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但相比起刚知道女儿死讯时，想要一枪打死凶手，这个时候的郑念理智了很多。她说，我已经不想打死他了，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虽然犯罪、杀人，但也是被时代所害，他们只是工具而已。
郑念和女儿
郑念出国之后，只有写作能够陪伴她孤独的人生。
她将自己在1966年入狱到1980年出国的这段经历用英文写成回忆录，书名为《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译名为《上海生死劫》。
书一经推出，就风靡欧美，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一版再版，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有人说：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
对于这本书，争议很大。国内曾在1988年出过一版，有人说它胡说八道，有人说它震撼深刻。
书的开头，郑念写了4个字：送给梅平。而她也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了“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留美的学生。
郑念看上去，一直那么优雅，自信，似乎没有什么能将她打倒。但在1996年，这位已经在美国定居多年的“名媛”，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流露出了罕见的软弱自怜。
81岁的她，对记者说：
我跟你讲，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还开汽车，但是我的关节炎很厉害，永远是痛。我只有越来越老了，现在我八十多岁，我有心脏病，但是心脏病能用药控制住，没有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可能活到九十岁，我要有思想准备，经济上我没问题，我的书也赚了钱，我本来也有点钱，我生活又不浪费，我是很节约、生活简单的。我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身边，比如我生病了，假如我脑子不灵了，就会有许多人欺负我。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想……我就回国。我宁可死在中国。我有足够的钱，回去还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帮他们在这里念书什么的。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
记者问：为什么？
她说：
出狱后，看到街上女孩子的背影，一头乌黑的长发，就会想起自己的女儿，有时候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女儿啊，后来一想，不对，女儿已经死了……我受不了这个，我只能出国，看到那些金发姑娘，我不会觉得那是我的女儿。
记者又问她：您一生受了不少苦，丧夫之苦，丧女之痛……您能不能向读者、向我们的听众谈谈您如何对待苦难？
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希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2009年的一天，郑念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
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
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
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数月后，郑念走完了她的一生，以94岁高龄辞世。
朱大可说，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灵魂。
每次看到郑念的笑容，我都在想，怎样一个人，才能在经历了这许多之后，还能拥有如此清澈的眼神，如此平静祥和的神态？
她透彻地观望着世间事，时刻都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和固执。她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不轻信也不狂热。
我感慨郑念真的很美。
同事说，这不是简单的美，而是从骨子里散出来的高贵、优雅。
诚如斯言，郑念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不是那暗无天日的寂寞。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以及绝不妥协、坚持守望普世价值的风骨。
愿你我都能同她一样，一直保持希望，无论何时，面对目标，永不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