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殷过程中，周人灭国无数，曾经的小邦一下子“阔”了起来。为了震慑殷人势力与酬谢功臣，周武王大肆分封群臣，但其中对召公奭的封赏却出人意料。首席功臣姜子牙被封在齐地，次席功臣周公被封在鲁地，齐鲁在当时是富庶之地，其他姬姓宗亲基本上都在富裕的中原一带，但第三号功臣的召公奭却被封在了戎狄杂错的苦寒荒芜的燕地，着实让人很难理解。
由此，近代很多史学大家提出不少质疑，比如学者齐思和曾指出：“若夫召公之封，尤有可疑。夫武既克殷，灭国甚多，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窃蓄此疑久矣。后读《汉书·地理志》燕、吴故国皆在中原，始知其后来之燕、吴皆本夷狄而冒为姬姓者也。”也就是说，齐思和认为燕国是后来狄戎冒充的，召公奭没有被封在燕地。学者童书业也有类似观点，他指出：“史籍（指《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世系及事多缺误，未可尽信。北燕来历迄今难考。”
当然，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考古发现周初燕国遗址，出土了一些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堇鼎铭文说到“匽（燕）侯令堇饴（颐）大保（召公奭）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燕侯派“堇”给召公奭献食物，“堇”得到召公奖赏，回来铸鼎纪念。毋庸置疑，周初的确将召公奭一支分封到了燕地，大概如史书所说，当时周朝初定局势还不稳，召公奭留在中枢没有就封，让儿子代管封地，即“元子代封”。
关于召公奭的身世，除了知道他是姬姓宗族之外，其他的史书没有记载，但从武王伐纣时召公与周公分列左右，之后武王给周公“周地”为采邑一样给予他“召地”为采邑，以及召公、召伯等的称呼来看，召公奭在周初宗族中必然有着很高的身份，因此按理应该被封在富庶膏腴之地才对。但姜子牙、周公旦、以及其他宗亲等，都被封在了富庶之地，为何偏偏将召公奭封在了遥远的苦寒燕地，总不至于是对召公奭不满吧？我们都知道，古今燕地农业都很一般，单靠当地产出很难支撑一个强国，所以除了燕昭王时昙花一现，其他时间燕国一直很“低调”，根源就在于燕地苦寒，导致燕国国力较弱。
武王灭商时，通过牧野之战一举灭掉纣王大军，但实际上之后还有一系列的战争。根据《逸周书·世俘》记载，之后周武王兵分四路，攻向东、南两个方向，大约是山东和朝歌南部，主要是在殷商京畿地区，继续征讨殷商残余与殷商铁杆盟友，最远处一直打到东海之滨，进行了长时间的征战、屠杀与掠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庞大，“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因此在周军直接征服的区域之外，还有庞大的商朝势力。其中，在商朝都城的北部地区，周武王并未派兵征讨，而北方又必然存有不少殷商势力，因此周武王封周朝重臣召公奭于北燕，是不是以此来巩固帝国在北方统治，震慑当地势力，提防来自更北的殷商势力南下？但北燕到中原距离较远，中间又没有什么其他周朝诸侯，将召公奭孤零零的封在北燕，面对众多强敌，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免恶意的联想到周武王是不是在坑害召公奭。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周朝封召公奭于北燕的真相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清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下出土了7件青铜器，史称“梁山七器”，其中《大保簋（见上图）》铭文记载：“王伐录子圣，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其中，“录子圣”是武庚，纣王之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周王讨伐武庚，途中生病返回，于是派大保召公奭率兵平定，大保完成讨伐之命，周王亲迎大保，并将余（地名）地的良田赐予他。由于周初三监之乱或武庚之乱中，周成王并未亲征，而是周公旦奉命征讨，因此这段铭文记载的事件发生于三监之乱后面。
这段话有些颠覆认知，因为史书记载得很清楚，在武庚之乱中周公旦东征已经诛杀了武庚，怎么他还有机会再次造反，以至于劳驾周王亲征？但《大保簋》的记载不太可能有假，因此真相应该是武庚兵败之后逃了，周朝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就宣称武庚已被诛杀，断绝殷人反周兴商的念头。其实，史书上也曾提到武庚逃走，《逸周书·作洛》中说“王子禄父（武庚）北奔”，逃到了北方地区。
上个世纪，在河北涞水一带，考古发现了不少刻有“邶伯”字样的青铜器，“伯”代表老大的意思不是指爵位，其中的“邶”字有明确史载，武王克殷后将商朝京畿一分为三，将武庚封在邶国，因此“邶伯”指的是武庚或其继任者。“邶伯”青铜器的出现，证实三监之乱后部分殷人逃走之余，也说明之后殷商残余与周朝曾在燕地有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对峙，或许由于邶国属于地方小势力不服周，成不了什么气候，或许邶国过于敏感，于是周朝就隐藏了这一段历史。
《大保簋》与邶伯青铜器的出现，也带来了另一个思考：封召公奭于北燕的周王，真的是周武王吗？
以周公旦为例，史书上说周武王封周公旦于鲁，但之前武王已将“周地”赏给他作为采邑，姬旦由才被称为“周公旦”，为何还给予分封鲁地的重赏？清朝考古辨伪学家崔述质疑：“周公既受禄于周矣，何事又封于鲁？”周公旦是文臣，伐纣时位于武王身边，有谋略之功但无实际军功，周武王给他“周地”作为采邑，符合“非军功不分封”的规则。《诗经·閟（bì）宫》记载：“王（周成王）曰叔父（周公旦），建尔元子（嫡子伯禽），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也就是说，周成王封周公旦于河南的鲁地，三监之乱后又“俾侯于东”，加封到了曲阜一带。显然，《诗经》说得更符合逻辑，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周成王不好直接分封周公旦，于是就分封他儿子伯禽于鲁，之后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或因为他为了避嫌，成王就又一次加封他长子伯禽。
与姬旦一样，伐纣时姬奭也位于武王身边，一样只有谋划之功而没有军功，灭商之后周武王先将“召地”赏给姬奭，于是姬奭被称之为“召公奭”。武王已经酬谢过了召公奭，还会再一次给予分封诸侯的重赏？显然不太可能。结合《大保簋》与邶伯青铜器不难看到，殷人北逃之后，在河北地区联合商朝残余继续反周，尽管召公奭征讨后得胜而归，但无论他有没有彻底灭掉武庚一脉的势力，都在提醒周朝统治者防范河北、辽东地区，都要在北方地区建立一个据点，打下一根钉子，所以在此分封一位重要诸侯势在必行。在当时周朝，召公奭可谓是最适合的人选，于是周成王将召公奭分封于北燕。
总而言之，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不太符合逻辑，而周成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却符合当时局势。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便司马迁的记载也未必正确。
参考资料：《史记》、《大保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