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全球城市的形象重点正从“地标性建筑”走向“邻里街区”

街区，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空间，正成为全球城市的“新名片”。

当下，社交平台遍布着年轻人“打卡”特色街区的照片，著名的旅游杂志《time out》开始评选全球最酷的街区，作为咨询机构的仲量联行也在关注核心城区，其2021年城市更新白皮书提出，全球城市正依靠核心区域的发展重塑城市气质，增强其全球影响力。

在近期举办的2021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这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其中，作家、媒体人梁文道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的主题论坛—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与区域上，进行了《全球城市的邻里街区》的演讲。

在他看来，全球城市的竞争已拓展到文化层面。其中，传统的地标性建筑的国际吸引力正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全球化邻里街区。他认为，这种街区的发展趋势及其将带来的挑战都是崭新的话题，“这无论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还是研究者，都很值得去探讨。”

下文内容来自梁文道的公开演讲及独家口述，为便于阅读，对内容进行分段并略有删改。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萨森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全球城市”逐渐取代了“世界城市”的概念。全球城市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下出现的一种崭新趋势。

比如，萨森认为，在全球化中，跨国企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玩家。当这些跨国企业越是庞大、业务越是全球化时，越需要一个高度中央化的总部。当总部业务变得复杂，外包服务就开始发展。

于是，跨国企业总部周边开始集聚许多服务于它的法律公司、会计公司、财务公司等。又由于这些专业的服务公司的空间集聚，这儿还可能吸引来更多的跨国企业。逐渐地，当在某个或几个领域上集聚大量的跨国企业总部时，就可能形成一座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枢纽作用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概念兴起后，很多媒体都在关注。2008年，《时代》杂志提出一个概念叫“纽伦港”（nylonkong），也就是纽约、伦敦、香港的合称，这三座城市构成的全球金融网络影响了世界经济。

从这套说法开始，过去多年，许多研究机构都想去定义和寻求今天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比如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创建了一套指标，每年都会列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排名。还有gawc——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伦敦帝国大学合作的。还有一些民间的顾问公司，比如科尔尼公司也推出了指标。

2017年后，全国好几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并不约而同地把全球城市纳入到未来发展的定位中。比如，北京要做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广州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上海要做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今天，主权国家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舞台核心玩家。可以假设，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座甚至多座比较核心的全球城市，那么它在多个层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就会越突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想要争取全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荷兰最大的金融机构ing创建 了一套很特别的指标，它的切入点是“世界上讨论最多的城市。”他们假设，让更多人谈论的城市，很可能正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有着枢纽的作用，又或者说它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球都有重要地位。于是，他们研究在全球媒体上（包括百度、谷歌等）最多人搜索和讨论的城市，然后做出排名表。

从ing这套指标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对全球城市的关注，已经从非常硬的经济、政治的指标，转到另一个层次上了。

国际媒体也有一个有趣的动向，在讲到发展全球城市时，很容易提到一个问题——怎样去建设一座城市的形象？这个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讨论文化软实力时就常被提起。

对于城市形象，常被人讨论的莫过于许许多多的地标性建筑。尤其是一些艺术中心、文化中心、博物馆建筑等。最有名的案例，比如弗兰克·盖里在西班牙建的博物馆，又比如迪拜的城市邀请很多国际有名的建筑师，把城市建的像海市蜃楼一般。

过去十几年，我们谈到城市软实力时会认为最容易做的、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正是那些地标性建筑。极具创意建筑能在各种国际媒体、国际舞台上亮相，吸引大家的眼球。

但问题是，最近五年有一个新趋势——地标建筑物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同一批明星建筑师的作品已经扩及全球。比如萨哈·哈帝、弗兰克·盖里、或者让·努维尔（上海浦东美术馆就是他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已经遍布全球几个、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都想竞争全球城市，因此都在当地做了地标建筑。

这些作品有着建筑师自己鲜明的特色。久而久之，当我们看到一个新建的地标建筑时，很可能不会准确辨认出它与一座具体的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安藤忠雄的美术馆可以在中国广东的顺德，可以在日本的大阪，也可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于是，无论是国际旅游、还是国际文化形象宣传，大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另一个领域上——全球化的邻里街区（global neighborhood）。

此前，英国的国际旅游杂志《time out》由全球不同版本的编辑们，共同选出了全球49个最酷的、最有吸引力的邻里街区。这49个街区不分排名，仅表述时有先后顺序。

其中包括了丹麦哥本哈根的社区——诺雷布罗、韩国首尔中路三街地铁站附近一带，还有中国一些街区，比如上海的上海陕西北路/康定路区域、北京的三里屯、香港的湾仔等。他们选出的街区可以说并没有特殊性和代表性。但这让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城市形象的重点正在从地标性建筑转向邻里街区。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到，地标性建筑正在失去地标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脱离当地的环境，被放到任何一个城市。但街区不是。

城市的街区从本地的文化、传统以及社区经济的脉络上生长出来。我们可能认为这些街区的形象不如地标性建筑显眼，但它对今天的国际游客、外籍工作人士传递出了更具吸引力的东西，那是一种独特的氛围。

这种氛围可以通过视觉来呈现。比如王家卫《重庆森林》中的那座建筑，它并不是什么地标建筑，但它跟周围的区域形成了一种氛围。我们在电影中还能看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巴黎的圣日耳曼区等，这种社区氛围在今天的各种社交平台上不难被展现出来，并且它显示出的吸引力更胜于地标建筑物。

那些在全球都被认为很酷的街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在聊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谈到，这种新型的、全球化的邻里街区和许多城市里已有的国际社区，并非是一种东西。

在尚未关注全球城市之前，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已经有国际社区了。在上海，比如碧云社区、联洋社区，还有东和公寓等。这些地方的外籍居住人口比较多。早在2015年，上海有76个小区的外籍人口占比达到50%以上。

在我们过去的理解中，全球城市是区域或全球总部机构的集聚地，这当然会有很多外籍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会考虑，这些外籍人员需要住什么样的社区中？于是，我们去配套医院、托儿所、国际学校，在城市的规划、在地产商的参与下，发展出了专门为外籍人士而设计、相对封闭和隔离的国际“小社区”。

甚至，这些社区里还有特别建一些满足他们思乡之情的、比较“洋派”的建筑。比如碧云社区就有地中海式的建筑，又或者修建大花园、大草坪等。这是传统上我们对于国际社区规划建设的理念。

当下，不仅是中国，也有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国际社区，但对于国际社区究竟是什么、要有什么样的指标，这在国内和全球都还没有共识。

无论在哪一种定义下，这些特地用来满足外籍人士居住需求、吸引外来投资的国际社区，与全球化的邻里街区都是不同的。

上海徐汇区在2020年时，由几家地产商一起建设一个国际邻里中心，它的核心是一些巨大的单体建筑，试图在里面提供各种国际社群人口所需的配套设施、服务。

它为什么不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邻里街区？

简单来讲， 第一，全球化的邻里街区绝不是一个单体建筑，甚至不是由地产商策划出来的居住小区，比如上海碧云社区。它应该是城市生活中复杂的，由多种业主、多种租户、多种商户与住民一起构成的社区。

第二，全球化的邻里街区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而不是以街区形式出现的商业街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的新天地。新天地是国内城市更新中一个纪念碑式的项目，但它的实质是一个商场，一个具有社区外观的商场。

我们所讲的活生生的社区，有真实居民生活于其中，里面也会有各种微型的工作机会，比如东京的代官山一直以“洋派”的餐厅、酒吧、咖啡店闻名，但这些年进入了一些工坊，这些工坊带着不同的生产元素，让外来人和本地人都觉得这是个融合工作与休闲的地方。

第三，这种全球化的邻里街区应该是“有机的”。它可以有规划，但并非完全出于规划。比如，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样——在国际公司总部旁边划一块地，盖一些比较洋气的房子，方便于外籍工作人员居住，或者借此吸引更多外资。它是在城市原来的街道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它一定会呈现出新旧共存、城市更新的状况。

这些邻里街区，远比地标性建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资源，它们可以传播投射到世界舞台上，成为千禧一代国际游客、国际工作人士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东西。

千禧一代的全球移动的国际人士，已经和上一代人有所不同。既然他已经来到陌生的地方，除了生活上的便利，他也很渴望能真正感受到一点儿这座城市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像全世界任何一个被规划出来的国际社区。

一个地方的“味道”是什么呢？无非是这些元素：城市原有的街道景观，本地的居民，以及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各种设施，比如小公园、商店、餐厅以及文化场所等。

除此之外，这样的街区也要有各国人士所需的设施，比如国际化的餐厅。

所以，全球化的邻里街区应该是新与旧混杂、本土与国际混杂的。它的对象既包括了外国人士，也包括了国内游客和本地市民，本地的青年可以在这里感受不同的文化，接触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

比如，今天的游客如果去纽约，就会想到布鲁克林的williamsberg、boerum hill等，这些地方以本地的创意社群聚居而闻名。每个本地人都希望享受这样的氛围，这里也成为游客们关注的焦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街区还是催生本土创意和新文化的地方。

这些年，柏林成为欧洲的“艺术家之都”后，反过来，柏林也对德国自身的艺术文化以及创意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国际艺术家集聚的街区）成为了一种本土创意产业的催生场所。也因此，这样的街区，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当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集聚时，全球化的邻里街区中也有许多挑战，一个复杂的挑战是阶层的问题。我们看到，传统的国际社区时常会强调它的高端。比如上海碧云社区，没错，按照全球城市的定义，这是一个聚集了大量国际企业总部或者区域中心的地方，这里的高管、技术人员等，收入都很高。

但是，全球城市并不只有“高端”的外籍人士，它还会吸引不少中下层收入的外籍人士参与到日常服务业中。

上海已可以看到，很多酒店业、餐饮业的服务人员来自于菲律宾、印尼等，比如一间阿根廷餐厅的大厨、一个法国餐厅里的经理。其实，他们的收入不会非常低，但也不像高管那样，可以住到碧云社区这样的地方。

按照目前的经验，无论纽约、伦敦，还是香港、东京，越是大规模形成集聚效应的全球城市，这一类中下层收入的外籍人士也越多。

他们会住到什么地方呢？今天的上海也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当这类外籍人士增加时，他们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他们常常去的社区，也会提供各种中低端的（国际）服务和餐饮，可能与本地人生活所需的那些场所处于差不多的消费水平。那么他们又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中间会不会有一些紧张的情况，这都很值得探讨。

再来，凡是全球城市，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下都会有一个副作用。坦白地讲，就是贫富差距。我们从纽约、伦敦能看得很清楚，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他的收入水平很可能是服务人员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但是这座城市一定需要大量的所谓的“低端”服务人员。并且，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距离会越拉越大。

具体到社区空间上，它会体现出社区“陌生化”的问题。比如，香港上环到西环的西营盘一带是这几年香港最热闹的国际化社区之一，这里原本是香港本地居民聚居的“老区”。正因如此，许多国际人士被这里的本土风味所吸引，包括一些杂货店、庙宇、还有香港传统的手工艺聚集区等。他们到这里后，开始出现许多服务于他们的公寓、咖啡店、餐厅，地价自然上升、房租随之上涨，从而对原有居民的产生了排挤。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世界上屡见不鲜。

这种“陌生化”问题，正是阶层差距、收入差距带来的一种体现。上海的目标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全球城市。如何在这些街区的发展中更好促进社会平等，这也是需要面临的挑战。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