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玩笑要适度，过度就会伤害人。蒲松龄在为友人吴木欣《戒谑论》所写的题词中明白地指出这一点，对那种“嘈杂狂吠”的戏谑表示极大的反感。《狐谐》就是一篇以谑制谑的戏作，同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一篇事文俱工的艺术精品。
狐娘子形象摄影
作品的主要内容是狐娘子同诸客的谐谑之谈。她说的两个巧骂人的“狐典”，精巧、离奇、委曲、生动，既是戏语，又是故事，读之令人赏心悦目。作者为编织这些戏语、故事，花了不少心思。这从稿本的修改情况可以看出。在现存的《聊斋》四卷手稿本中，《狐谐》是涂改较多的一篇。改前的稿本没有陈氏兄弟两个人物，狐女巧骂二陈的一段原为另一“狐典”，也是取笑孙得言的，不很精彩，后被全部涂去，改成现在的样子。
作者显然是在精益求精，不到谐谈极致不肯罢休。评家但明伦在巧骂二陈一段后面批有“伶牙利齿，想入非非”等语。其实，“想入非非”的不是狐女，而是作者蒲松龄。据张元《柳泉先生墓表》上说，蒲松龄是一位说话“讷讷不出于口”的“恂恂然长老决然说不上“伶牙利齿”，但其文章精思巧构、妙手天成，大有张元所说的“雄谈博辩”之风，从而造成狐娘子的伶牙利齿。
然而，本篇这位狐娘子并不只是传达谐语、故事的工具，还是一个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小说人物。她虽然只以声音会客，形象却很鲜明突出。轻薄善谑的孙某欲观其貌，她的回答是：“贤哉孙子！欲为高曾母作行乐图耶？”真是出语便谐，开口就响，一个心灵口利的小娘子从篇页上直立起来。以后那些妙趣横生的谐谑之谈更把她的诙谐性格、敏捷才思表现得异常充分、酣畅淋漓，把她的形象深深印在读者心中。其实，生活中常能见到类似的青年女性，狐娘子的形象正是她们性格的强化和升华，所以如此生动、活脱，有生命力。
开头和结尾两部分不过是为写出狐女的来龙去脉，在全篇只起辅助作用，而惯于借助狐鬼表现人生、爱情的《聊斋》作者对此也不肯草草了事，定要写得委曲婉转，合情尽理，使这两部分不仅与主体部分和谐、浑成，还为作品增加了韵味，丰富了内涵。前写万福家少积蓄，科名无成，又被报充“富户役”（即《促织》中成名被迫充任的里正之类），只好逃到济南躲避。这样认真地写其身世遭际，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为狐女来奔创造一个切实的环境，自然递入戏谑情事；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世相，且使狐女之奔有同情不幸者的意蕴。
结尾更为深婉曲折，于两人同归博兴途中又夹写狐女投宿亲家，近乎节外生枝，实则增加了人情味和生活气；再后又写归家情状，使万福先回，“白于家人”，仿佛真有个狐娘子同来；到此还不肯轻易收笔，直写到隔年再至济南，兄弟来接，并特地点出家在陕中，方才罢休定要将虚幻之事笔笔落实，使其自然而起，自然而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六记载，济南朱子青有一狐友，“闻声止，天造地设，不见凿痕。
不见其形”，并且参加“文酒之会”，与会者要见他，他就随人之意变化，或老，或少，或为美女；有人又要见其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大笑而去。”朱子青的这个狐友与《狐谐》中的狐娘子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两者对观，更多情趣。值得注意的是，朱子青就是当时的济南名士朱缃，与蒲松龄有文字交，极赏《聊斋志异》一书，不仅借抄、题辞，还曾为它提供素材不知王培荀记述的这则传说产生于何时，如果在朱缃生前，“搜抉奇怪”的蒲松龄不会不知道，《狐谐》的创造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参考资料
《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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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情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