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之中，陈望道可以说是蜚声中外的一位人士。他不仅翻译了第一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并且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正因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思想传播立下了赫赫功劳，在1949年举行的全国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着陈望道的面说道：“我们都是被你教育出来的！”
图：1949年，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辉煌经历的革命前辈，却因为某些原因长期脱离了党组织关系，迟迟未能重新入党，时隔多年之后，毛主席对陈望道的党员资格问题作出了特别批示。1957年6月，离开党组织34年的陈望道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之中。那么陈望道为何值得毛主席和周恩来如此重视呢？这就要从他坎坷的革命经历说起了。
1891年1月18日，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陈元君家中降下一名男婴，父亲陈元君为他取名陈融，后来他长大之后为了寻求革命的道路，自己改名为“陈望道”。陈望道的祖父和父亲虽然是农民出身，但在农闲的时候却还负责销售自制的靛青染料，因为陈家善于经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陈家已经积攒了不少家财，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之家。
图：陈望道故居
在陈望道小的时候，他所在的村庄经常发生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家中长子，他自幼跟随武术师父修习武术，用以看家护院。据后来村里人回忆，年轻时期的陈望道可以说是武艺高强，站在桌子上轻轻一跳，就能够跳过两张八仙桌的距离；只需要一根棍子，就能够让数十个人无法近身。据陈望道解放后在复旦大学招手的一位研究生会议，陈望道曾经叮嘱过他：“我睡着的时候，你只可以喊醒我，不可用手来动我。”原来，陈望道从小就养成了双手握拳的警惕睡姿，如果有人不小心动了他一下，那么尚在睡梦之中的他就会用双拳来“反击”敌人。
除此之外，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差。从6岁开始，陈望道就在私塾老师的谆谆教导之下埋头苦念“四书五经”，陈望道的记忆力很强，往往是一目十行。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们往往看他似乎是在走神的样子，于是就叫起来让他回答问题，他却总是能够对答如流，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
图：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旧宅
中学毕业之后，陈望道辗转来到了上海，专心修习英语，打算赴欧美深造。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他未能去往欧美，却前往了日本留学，专攻律法专业。彼时，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之中革命思想暗流涌动，陈望道也深受影响，1919年5月，陈望道满怀着革命的热情回到了浙江杭州，被校长经亨颐聘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大学担任语文教师。
进入浙江一师之后，陈望道结识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员，这和校长经亨颐本人的治学之道有着深刻的关系。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经亨颐在晚清时期曾经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后来被清政府悬赏，不得不流亡澳门，后来辗转前往日本求学。1913年担任浙江一师的校长之后，经亨颐便决定锐意革新治学之道，吸纳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物入校担任教师职务，除了陈望道之外还有朱自清、叶圣陶等人。
久而久之，浙江一师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扬地之一，浙江当局将陈望道等人视为“眼中钉”。1919年末，浙江当局以浙江一师传播施存统所写的《非孝》一文为罪名，大张旗鼓地要求撤销校长经亨颐的职务，并且查办陈望道等教师、开除学生施存统。
图：1919年11月，施存统就《非孝》一文写给钱玄同的信
原来当初，施存统的母亲得了眼疾，施存统就向舅母借了一笔钱寄回老家给母亲治病，但施存统的父亲却擅自挪作他用，导致其母亲含恨去世。这种情况下，施存统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孝道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写出《非孝》一文加以分析，认为应该用父母、子女之间平等的“爱”来替代“孝道”，这种新潮思想自然不能被当时的守旧者所容忍。
浙江当局的做法顿时在校内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学生们纷纷抗议浙江当局的蛮横行为。尽管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但作为“风云人物”的陈望道还是离开了这个让他受益匪浅的地方，回到了浙江义乌老家。
1920年初，陈望道离职回到了老家，而与此同时，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在前往上海的路上商谈建党问题。当初在北京，李大钊和陈独秀曾经购买了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以简短的篇幅精准描述了共产主义的主要原理和建党理论，但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中文翻译版本。
为了能够让这本书以中译本面向国内的有志之士，陈独秀决定找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负责将其翻译为中文版本。2月初，陈独秀回到上海之后，就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作为接下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多方打听之下，他听说陈望道在留学日本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了解颇深，于是就请戴季陶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图：《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
此时，陈望道已经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家里也是客来客往，十分喧嚣。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陈望道躲在了偏僻的柴房之中，然后搬过来两条长凳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着一块木板，这就是他的桌子了。而至于凳子就更简陋了，只要随便在地面上铺几捆柴草，就能够凑合了。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数十个日日夜夜之中，他迎着初春的寒风反反复复地翻着《英汉词典》《日汉词典》，将英文版、日文版的两种版本进行比较和对照，对于这本书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眼，他都要字句斟酌，反复推敲，思索透彻。
图：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的母亲发现儿子不分昼夜地翻译，人都瘦了好几圈，不禁十分心疼，就给陈望道做了一些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端到儿子的面前劝他快吃。可不久之后，等陈望道的母亲前来收拾碗筷的时候，却发现陈望道嘴上满是墨汁，而碟子里面的红糖却一点也没少。原来，陈望道工作实在是太专心了，竟然把墨汁当作红糖来蘸着吃，并且还连声称赞：“太甜了！”或许对于陈望道来说，这就是“真理的味道”吧。
为了抵御春寒的侵袭，陈望道在柴房之中升起了小炉子，抱着铜制的“汤婆子”，而抽烟喝茶就更不必说了，要比平时多费好几倍，在桌子面前的茶壶之中，一天就要泡好几回龙井茶，以热茶和烟雾缭绕的烟气来驱除体内的严寒。就这样，从2月初到4月下旬，陈望道在这间破旧的柴草房之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图：陈望道柴房工作复原图
陈望道的苦心终究没有白费。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首次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校对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当时销售情况十分良好，第一版初印数千册瞬间抢购一空。之后，《共产党宣言》不断开始加印，直到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宣言》已经先后印刷了17版，对此鲁迅先生这样评价：“陈望道翻译《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为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同时正因为陈望道的突出贡献，他接到了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一封电报，信中邀请他前往上海担任主刊编辑。此时才29岁的陈望道自然欣喜万分，他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再次离开家乡奔赴上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陈望道的未来真的是前途可期。
1920年4月陈望道来到上海之时，《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主要有三位：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他们三人被称之为该杂志的“三驾马车”。此时，李汉俊信仰马列主义，陈望道刚到上海，就住在了他的家中。
图：博物馆之中珍藏的《星期评论》杂志
一到上海，陈望道就将《共产党宣言》的中译版本和英译版本、日译版本交给了李汉俊进行审核，李汉俊和陈望道一样，不仅精通多种语言，并且还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独到的见解。不久之后，陈独秀也来到上海，两人一起负责对《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和出版工作。
按照计划，他们本来是打算将《共产党宣言》放在《星期评论》之中进行发表的，但是由于统治者当局的高压政策，《星期评论》被迫在6月6日停刊。这种突发情况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发生：原本是前来打算接替戴季陶当编辑的陈望道还没有来得及大展宏图，杂志就被迫停刊了。
图：陈望道翻译的我国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封面（1920年9月版）
不过正巧，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正好要招编辑，当时负责《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也就只有陈独秀一个人，因此陈独秀最后邀请陈望道担任了《新青年》的编辑之一。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之后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赞扬。等到1920年11月陈独秀调任广州工作之后，陈望道更是需要独自承担《新青年》杂志的重任。
为了方便工作，陈望道将自己的家搬到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的陈独秀寓居之中。在未来的《新青年》杂志刊文的条件上，陈望道主张“宽松一些”，尽管当时《新青年》已经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但陈望道认为，对于原来作者在稿件之中的一些不同倾向的思想，也可以照样登刊发表，这样既可以争取更多的读者和作者，又可以在当局采取舆论高压的态势下起到掩护作用。
图：《新青年》杂志封面
而陈望道的另一大宣传主阵地则是位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该刊物的主编便是邵力子，陈望道曾经在邵力子家里短暂住过几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好，在邵力子工作繁忙的时候，陈望道经常负责《觉悟》的采稿和排版。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思想变革之中，《觉悟》往往和《新青年》并肩作战，不过两者有些不同的是，《新青年》主要进行的是激烈的“阵地战”，《觉悟》则是采取更为灵活的“游击战”。
图：1920年，五四运动时期的陈望道（资料图）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当时也被选为了代表，可是他却最终未能出席党的一大，并且在不久之后就宣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陈望道如此气愤呢？这就要从“一大”召开之前的一起意外事件说起了。
图：陈独秀（油画）
原来正在陈望道和上海小组的成员们准备筹办一大的时候，由于审批活动经费的事情，李汉俊曾经写信向陈独秀要求《新青年》垫付一些经费，可陈独秀却回信没有答应，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和陈望道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不久之后，陈独秀却到处传播消息，宣称陈望道和李汉俊要夺他的权。当时陈独秀的话还是很有重量的，一些同志就信以为真，还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便是其中之一，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他完全不顾朋友和同志情谊，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把两人痛骂一顿。
图：影视剧之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的陈望道对陈独秀蛮横的“家长”作风十分不满，并且立刻要求陈独秀公开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且向他赔礼道歉。很显然，陈独秀并不愿意这样做，而这也成为了陈望道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愤然离开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后来陈望道的回忆，他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和陈独秀意见不和，做法上有差距。1923年，党组织曾经特地派遣沈雁冰（茅盾）前往劝说陈望道所在的地方劝说他取消之前的退党决定，可陈望道却回答说：“我既然是因为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的，现在既然陈独秀依然没有改正错误，我又怎么可能撤销之前的决定？不过，我信仰共产主义是终生不会改变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在党外效劳，要比在党内方便得多。”
图：陈望道故居（资料图）
就这样，陈望道从一位职业革命家转而成为了一位教育家。1923年秋，上海大学成立之后不久，陈望道忽然接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信上有着一张名为“知名”的条子，信中内容写道：“上海大学请你前往任职并且组织人手，你要什么同志请讲，希望你能对此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记，就知道是陈独秀的来信，虽然往日的芥蒂仍在，但对于这份好意他却无法拒绝。
此后，陈望道先后担任上海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主任，代理学校校长职务，直到1927年之后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为止。1927年，陈望道转而担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积极投身左派教育事业，和鲁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34年，在鲁迅的支持之下，陈望道重新创办了进步刊物《太白》，强烈抵制当时文学家刮起的“复古风”，积极为中国的文化解放事业奋斗在第一线。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望道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经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陈道望，这一举动让陈道望十分激动。1957年初，他重新向上海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此时距离陈望道脱党已经有三十余年的时间了。虽然陈望道在党内外名声很大，但有关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复旦大学只能将陈望道的申请逐级向上级提交，最后这一申请递到了毛主席的面前。
图：晚年的陈望道（资料图）
对于陈望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毛主席自然十分清楚他的性格和为人，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特别批示：“陈望道同志想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到党内，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用写检讨，也不用写自传，可以不公开身份加入。”
于是在1957年6月，退党34年的陈望道终于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这一消息当时并没有公开。此后，他依然以各种非党员的身份出现在社会活动之中，直到1973年陈望道作为“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之后，人们这才得知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图：陈望道老先生晚年珍贵留影
1975年底，陈望道因病住入了上海华东医院，此后病情日渐沉疴，1977年10月29日，这位87岁伟大老人的心跳不幸停止了跳动。1980年初，中共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他的骨灰盒之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还有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送给他的挽联：“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毫无疑问，这句话正是对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一生最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