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1969年，在“五四”运动发生半个世纪后，曾亲身参与那场运动的田炯锦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通感慨：
“五四运动当天游行的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行动，会被称为‘五四运动’。而以后侈谈五四运动的人，……不少的人甚至将文学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
于是随其心之好恶，将‘五四’以前数年的某些事实，与‘五四’以后许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记在五四的功劳簿上或罪过册上。以致后之人对五四运动的真相，不易明瞭，更不易对其功过，有持平的论断。”
“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潮更是让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然而，亲历其事的田炯锦为何会发出如此感叹？难道历史看似宏伟壮观，待细观时却又显得模糊不清？
在这里，笔者试图从诸多亲历者的记载中，一窥当天的一些细节碎片。
先说当天的天气。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二，两天后即立夏。
在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对天气的记载是一个字：“昙”。
“昙”指的是云彩密布的多云天气，也可引申为阴暗、天阴。当年32名被捕学生之一的杨振声说得更详细：
“五月四日个五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
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则回忆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当时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读书的冰心，当天她去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伴做手术的二弟，在她的笔下却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
五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那天的天气也被各方人物记载如下：
当时已经从北大毕业而留校为讲师的梁敬錞回忆说：“北京四五月的天气，多半燥热。”
当天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统照说：
“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热尘黄土的飞飏腾扑，……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
当天有些发烧但仍参与其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陈其樵在日记中记载：“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
次日，他又记载说：“天气忽然大热，如在伏天。”
据许德衍回忆，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
那时的学生风气，穿西服的偶有一二，短装者则绝无仅有，中学生穿制服者颇多。由此，在王统照的回忆下，“从‘九城’中到门内的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当天下午一点前后，北京高师和汇文大学的学生最早到达门下，其他各校也随后陆续到达。
然而，这次游行的主力——北京大学却因教育部代表的拦阻有所耽误，他们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也是人数最多的。
那么，当天参与的学生人数是多少呢，有人说五六千人，也有说一两千人的，这个也是众说纷纭，彼此差异很大。
事实上，除了人数之外，当天聚集的时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有说在午后一点的，有说在午后两点的，还有说是上午就聚集的，莫衷一是。
从各种回忆材料看，当天应该是各校陆续汇集，大约从午后一点开始，到二点后北大最后赶到，人数应该在两千人左右。
这些细节，对理解当天的活动，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
（按：时逢五四一百周年，将陆续发布五四专文，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