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诛杀的议郎赵彦：千古冤案到底冤不冤？

上期节目，我们详细解释了曹操迎奉天子之后，如何控制朝廷，“挟天子”的细节，并明确指出，此时的曹操把持朝廷的方式，并不比之前100年间，东汉朝廷的权臣专权更跋扈，甚至可以说，由于袁绍的存在，他只是排名第二的权臣。

因为东汉的外戚专权，往往担任大将军掌握兵权，而由太傅或三公之一，录尚书事，掌握朝政，袁绍和曹操恰恰沿袭了这个惯例，一外一内。

那么，袁曹二人最终的分道扬镳，是否与汉献帝有关呢？

曹操居朝堂之内，自然要控制好天子，但这种控制，也并不是一般想象的时刻监视，汉献帝朝不保夕，恰恰相反，作为皇帝，在宫内仍旧保留了足够的威严和权力。

在《后汉书·皇后传》中记载道：

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

就是议郎赵彦曾经向汉献帝谈及时政对策，曹操厌恶而杀赵彦，其余的内外人等也多有被杀的。

这一段话里，信息量很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议郎赵彦之死，此事甚至列名于《讨曹操檄》之中，与前太尉杨彪下狱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但是，究竟他究竟为什么被杀，并无详细记载，而只概括为曹操弄权跋扈之力证。

其实，魔鬼仍在细节之中。

先看赵彦的职务，再看他可能相关的记载，很有一番趣味。

赵彦时任议郎，按照《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谏议大夫，六百石。议郎，六百石，皆无员。

六百石的议郎，没有固定的编制人数，岗位职责见李贤注释《后汉书》：

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

也就是说，这四个大夫和议郎，都负责皇帝需要时的顾问、奏对，没有日常工作，全看诏令安排出使。

议郎正好也是曹操之前多年的本官，比如以议郎领兖州刺史，建安年间，曹纯曾以议郎职务“参司空军事”，并“督虎豹骑”从围南皮，曹仁则以议郎督骑。

这三个例子，恰恰可以解释“无常事，唯诏令所使”的意思，而曹操担任议郎期间，四季回乡读书田猎，庞羲以议郎募兵，率刘焉几个孙子入蜀中，都说明了，议郎职位并不需要参与固定时间的“常朝”和“内朝”，而是听候上级指示干活的角色。

所谓“常朝”，始自西汉宣帝，说的是“五日一朝”，元老重臣则讲究“朝朔望”，也就是十五天一朝，参与者为六百石官以上，这个制度随着东汉皇帝年龄越来越小，太后专权，在东汉逐渐废弛，而代之以更侧重于禁省之内的“内朝”。

“内朝”的参与者更加“精选”，西汉武帝时开始，一般是有侍中、常侍、大司马大将军、散骑、左右曹、给事中等加官的官员参与，到了东汉，基本制度仍然存在，参与人选却有所变化，因为太后、外戚执政，宦官地位上升，内朝的主要参与者，有所变化。

《后汉书·李固传》中写道：

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

也就是说，到了东汉，宦官担任的中常侍、黄门，替代了士人为主的内朝，广泛干预禁中议事，而士人仍保留了左右曹的加官，在卫宏的《汉官旧仪附补遗》里有记载：

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

很明显，有左右曹加官的外朝官，享受二千石的待遇，并每天参加内朝。

具体到汉献帝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宦官被杀完了，怎么办呢？

《献帝起居注》记载：

诸奄人官，悉以议郎、郎中称，秩如故。

诸奄人官，就是东汉光武帝以来大兴中常侍、黄门官的一堆职位，在汉献帝时代，全部以议郎、郎中担任，秩禄级别不变。

了解了以上背景，再来看议郎赵彦之死，他在权责上讲，有两个向汉献帝“陈言时策”的可能性：

其一，单纯以议郎本官，被汉献帝召对顾问，提及了“时策”，也就是针对当时朝政的策略；

其二，以议郎担任“诸奄人官”，比如黄门令、中黄门之类的职务，以近侍的身份“陈言时策”。

前一种可能，属于汉献帝主动参与朝政，后一种可能，则属于汉献帝被动聆听策略，情况有所不同，但性质上，都属于“内朝政治”的复兴尝试。

从记载来看，只提及赵彦为议郎，而未提及黄门官的职务，更大的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即汉献帝主动要求赵彦来“陈言时策”，那么，曹操为什么“恶而杀之”？

“恶而杀之”四个字与“其余内外，多见诛戮”联系起来，直接指向了曹操的专横暴虐，但是，在建安四年“讨曹操檄”发布之前，记载可见的，曹操杀戮朝官的情况，就只有赵彦和刚入洛阳时诛壶崇等人，在檄文中更只提及了赵彦，也就是“多见诛戮”根本没有实际例子。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对“恶而杀之”中的“恶”、“厌恶”多一个心眼儿，因为《魏书》中记录曹操曾经明确劝说过袁绍不要因私仇而杀人，他的原话是：

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

可见，曹操在统治之初，对上下相疑的政治环境很谨慎，认为哪怕公正相待，不同派系的人物还各自猜忌，如果杀人，干脆人人自危了，所以，他杀赵彦，绝不只是为了专权，否则董承、袁绍、孔融等政治派系也不会坐视。

那么，赵彦到底说了什么呢？

参考一下《后汉书·方术传》的记载：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

他这个术学，就是方术，在汉桓帝延熹三年时，琅琊国有人占据莒县反叛，赵彦对朝廷的将军献策，说莒县附近有五阳之地，也就是五个名字带阳字的县，即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所以，你得派五阳郡兵压倒它，也就是山阳、广阳、汉阳、南阳、丹阳之类名字带阳的郡。

将军还真信了，调来了五阳郡兵，结果是：

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

遁甲就是奇门遁甲中的那个，讲的是以天干推算吉凶，所以，赵彦就是推算吉日吉时，再出兵，还真打赢了。

延熹三年在和汉献帝听取“时策”之前三十年左右，两个赵彦，完全可能是一个人，则所谓的“时策”，极可能就是一些方士之说，这才引来了曹操的厌恶，就像曹操平黄巾时对太平道的理论表现出的厌恶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汉献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