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誅殺的議郎趙彥：千古冤案到底冤不冤？

上期節目，我們詳細解釋了曹操迎奉天子之後，如何控制朝廷，“挾天子”的細節，并明确指出，此時的曹操把持朝廷的方式，并不比之前100年間，東漢朝廷的權臣專權更跋扈，甚至可以說，由于袁紹的存在，他隻是排名第二的權臣。

因為東漢的外戚專權，往往擔任大将軍掌握兵權，而由太傅或三公之一，錄尚書事，掌握朝政，袁紹和曹操恰恰沿襲了這個慣例，一外一内。

那麼，袁曹二人最終的分道揚镳，是否與漢獻帝有關呢？

曹操居朝堂之内，自然要控制好天子，但這種控制，也并不是一般想象的時刻監視，漢獻帝朝不保夕，恰恰相反，作為皇帝，在宮内仍舊保留了足夠的威嚴和權力。

在《後漢書·皇後傳》中記載道：

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内外，多見誅戮。

就是議郎趙彥曾經向漢獻帝談及時政對策，曹操厭惡而殺趙彥，其餘的内外人等也多有被殺的。

這一段話裡，資訊量很大，首當其沖的就是議郎趙彥之死，此事甚至列名于《讨曹操檄》之中，與前太尉楊彪下獄相提并論，可見其重要性，但是，究竟他究竟為什麼被殺，并無詳細記載，而隻概括為曹操弄權跋扈之力證。

其實，魔鬼仍在細節之中。

先看趙彥的職務，再看他可能相關的記載，很有一番趣味。

趙彥時任議郎，按照《後漢書·百官志》的記載：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谏議大夫，六百石。議郎，六百石，皆無員。

六百石的議郎，沒有固定的編制人數，崗位職責見李賢注釋《後漢書》：

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诏令所使。

也就是說，這四個大夫和議郎，都負責皇帝需要時的顧問、奏對，沒有日常工作，全看诏令安排出使。

議郎正好也是曹操之前多年的本官，比如以議郎領兖州刺史，建安年間，曹純曾以議郎職務“參司空軍事”，并“督虎豹騎”從圍南皮，曹仁則以議郎督騎。

這三個例子，恰恰可以解釋“無常事，唯诏令所使”的意思，而曹操擔任議郎期間，四季回鄉讀書田獵，龐羲以議郎募兵，率劉焉幾個孫子入蜀中，都說明了，議郎職位并不需要參與固定時間的“常朝”和“内朝”，而是聽候上級訓示幹活的角色。

所謂“常朝”，始自西漢宣帝，說的是“五日一朝”，元老重臣則講究“朝朔望”，也就是十五天一朝，參與者為六百石官以上，這個制度随着東漢皇帝年齡越來越小，太後專權，在東漢逐漸廢弛，而代之以更側重于禁省之内的“内朝”。

“内朝”的參與者更加“精選”，西漢武帝時開始，一般是有侍中、常侍、大司馬大将軍、散騎、左右曹、給事中等加官的官員參與，到了東漢，基本制度仍然存在，參與人選卻有所變化，因為太後、外戚執政，宦官地位上升，内朝的主要參與者，有所變化。

《後漢書·李固傳》中寫道：

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黃門。

也就是說，到了東漢，宦官擔任的中常侍、黃門，替代了士人為主的内朝，廣泛幹預禁中議事，而士人仍保留了左右曹的加官，在衛宏的《漢官舊儀附補遺》裡有記載：

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

很明顯，有左右曹加官的外朝官，享受二千石的待遇，并每天參加内朝。

具體到漢獻帝的時代，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宦官被殺完了，怎麼辦呢？

《獻帝起居注》記載：

諸奄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

諸奄人官，就是東漢光武帝以來大興中常侍、黃門官的一堆職位，在漢獻帝時代，全部以議郎、郎中擔任，秩祿級别不變。

了解了以上背景，再來看議郎趙彥之死，他在權責上講，有兩個向漢獻帝“陳言時策”的可能性：

其一，單純以議郎本官，被漢獻帝召對顧問，提及了“時策”，也就是針對當時朝政的政策；

其二，以議郎擔任“諸奄人官”，比如黃門令、中黃門之類的職務，以近侍的身份“陳言時策”。

前一種可能，屬于漢獻帝主動參與朝政，後一種可能，則屬于漢獻帝被動聆聽政策，情況有所不同，但性質上，都屬于“内朝政治”的複興嘗試。

從記載來看，隻提及趙彥為議郎，而未提及黃門官的職務，更大的可能是第一種情況，即漢獻帝主動要求趙彥來“陳言時策”，那麼，曹操為什麼“惡而殺之”？

“惡而殺之”四個字與“其餘内外，多見誅戮”聯系起來，直接指向了曹操的專橫暴虐，但是，在建安四年“讨曹操檄”釋出之前，記載可見的，曹操殺戮朝官的情況，就隻有趙彥和剛入洛陽時誅壺崇等人，在檄文中更隻提及了趙彥，也就是“多見誅戮”根本沒有實際例子。

這就不得不讓我們對“惡而殺之”中的“惡”、“厭惡”多一個心眼兒，因為《魏書》中記錄曹操曾經明确勸說過袁紹不要因私仇而殺人，他的原話是：

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

可見，曹操在統治之初，對上下相疑的政治環境很謹慎，認為哪怕公正相待，不同派系的人物還各自猜忌，如果殺人，幹脆人人自危了，是以，他殺趙彥，絕不隻是為了專權，否則董承、袁紹、孔融等政治派系也不會坐視。

那麼，趙彥到底說了什麼呢？

參考一下《後漢書·方術傳》的記載：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

他這個術學，就是方術，在漢桓帝延熹三年時，琅琊國有人占據莒縣反叛，趙彥對朝廷的将軍獻策，說莒縣附近有五陽之地，也就是五個名字帶陽字的縣，即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是以，你得派五陽郡兵壓倒它，也就是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之類名字帶陽的郡。

将軍還真信了，調來了五陽郡兵，結果是：

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

遁甲就是奇門遁甲中的那個，講的是以天幹推算吉兇，是以，趙彥就是推算吉日吉時，再出兵，還真打赢了。

延熹三年在和漢獻帝聽取“時策”之前三十年左右，兩個趙彥，完全可能是一個人，則所謂的“時策”，極可能就是一些方士之說，這才引來了曹操的厭惡，就像曹操平黃巾時對太平道的理論表現出的厭惡一樣。

那麼問題來了，漢獻帝為什麼要這麼做？

答案究竟是什麼，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