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
文/张家鸿
赵冬梅的《大宋之变》以1063年至1086年前后长达23年的宋朝史为书写对象，前后跨越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个皇帝，以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为具体背景，以司马光的从政履历为主要线索，时时以当下关照过去并思考宋朝的未来走向。
与彼时意气风发的王安石相比，司马光显得忧心忡忡。赵冬梅对其心境的刻画可谓生动，“他眼睁睁看着大宋王朝政治传统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就像是黄河岸边的泥沙一样，正在快速流失”。此之谓“变”也。流失的是哪些美好的东西呢？既然是流失，可知这“变”不是急剧的、断崖式的，而是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
谏官李常批评青苗法，批评中有“做得最过分的，甚至让安善良民假称借贷，拿不到实钱，反而要交二分利息”的话。王安石抓住这句话，要让李常交代究竟哪一州哪一县有他所批评的极端做法，条分缕析讲明白。然而，按宋朝制度，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只管纠错，话可以说得相对模糊，而不必交代批评信息的来源”。不顾旧制与大臣反对，宋神宗竟下诏令李常分析。因为郑侠移居案，宰相府失去最后的审批权，沦为皇帝的高级秘书。宰相王珪、蔡确两人曾因为小过错被神宗罚款，每次罚款都要他们到宫门谢恩。“宰相罚款宫门谢恩，这是大宋开国以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人人都觉得耻辱。”赵冬梅认为，这是帝王的骄矜之心，它使得皇帝周围竖起一道无形的屏障，“屏蔽那些真正的治国安邦之才与切中要害的批评”。太府少卿宋彭年建议“首都的禁军高级将领应当满编制”，水部员外郎王谔建议在太学增设《春秋》学博士，两人均因“越职言事”而获罪。禁止“越职言事”，就是堵住悠悠众口，让官员成为不能思考的办事机器。赵冬梅痛心地写道：“一个言路堵塞，拒绝批评的国家，就像是一个人闭着眼睛、捂着耳朵，赤足狂奔，前路多荆棘险阻，能不受伤害吗？”
量变次数多了，便会引起质变。一次量变，正是一个细节。量变的出现，当时人身在局中，不以为意是难免的。然而，量变带来的质变，后来人看得一清二楚。正是这些被作者细心捕捉到的细节，撑起厚重、独特、鲜活的《大宋之变》。
有宋一朝，皇权、相权与谏官监督权是互相牵制、彼此制约的。为的是限制任意一方的专权独大。谏官的言论权力如果被皇权和相权随意干涉、控制，御史台便失去存在的意义，其对朝政的批评权也就成为摆设。鼓励异见的发声，让人们就一件事进行公开辩论，各抒己见，也是宋朝的惯例。然而，在这个时期，因言获罪屡见不鲜。不仅谏官，官员有想法不敢出声，久而久之，谁会关注朝廷的困局与国家的未来？“神宗从王安石那里学到的最大政治秘笈便是统一思想、集中权力。”如此一来，惟命是从成为官员最重要的原则。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命令，至于是否会损害百姓利益，顿成无关紧要之事。官场的一味媚上，已成积习。百姓若在百官心中无足轻重，这样的朝廷之前景可想而知。
在赵冬梅看来，正是这二十三年历史中的诸多细节，累积成一定的高度与深度，改变了宋朝原本约定俗成的某些制度、范例，决定了宋朝后来的走向。最典型的莫过于皇帝的专权独大。
《大宋之变》是以司马光为核心的宋朝书写。在赵冬梅看来，“司马光是个太过方正的人，履历简单，干干净净，就像是正午阳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丝阴影。”于道德上，司马光可以说是毫无瑕疵。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从维护政局安稳、国家平和、百姓安生这个角度出发，司马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不惜得罪宋神宗与王安石。他图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他认为正确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守旧。他坚持不可变的是比如曾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政令，宽容异见的精神。他不否认改革是必要的，他反对的是不容分说地推倒重来。面对一群小人对书局对编撰《资治通鉴》的落井下石，五十五岁的司马光选择隐忍不发，“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据后来参加《资治通鉴》印制前校对工作的黄庭坚说，他翻阅其中的几百卷，见到司马光在上面所作的批注每个字都端端正正的，正所谓“字如其人”。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发俸禄。时间一到，司马光随即不领俸禄。可是，他哪一天不在工作？即便太皇太后亲自下旨俸禄正常发放，司马光却认为“当表率百僚，岂敢废格不行？”因之坚持不领。
此书可被视为司马光的传记，作者在书中真实、生动地再现传主宦海浮沉与编撰史书的真实心境。他在位时的正直敢言、义无反顾，他在野时的忧心忡忡、有志不获骋，他编撰史书时的潜心投入、静默以待。它不仅让我一改此前对司马光模糊、陈旧的认识，而且让我对北宋历史有更真实、丰满的理解。人是鲜活的，历史才可能是丰富、生动的。除却主角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韩琦、范镇、欧阳修、吕惠卿、刘恕、吕公著、韩绛、苏轼、苏辙等配角也有不同程度的现身说法。
“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的选择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史料依据、学术讨论部分埋入注释，以免印象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读序言时，我并未在此句前停留。读过此书，我方觉此言不虚。读之，如读故事书，有戏说之味，却又言必有据，典型的用史料说话。严守言必有据之道，又辅之必要的想象，把史料串连成一条日下发光的河流。历史便在一个个细节里荡漾、活泛、生动、丰满开来。简而言之，这是一册可读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读之，我许多次忍不住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本书有着同样的好读、耐读。这种对比与学理无关，只是出于一己的阅读体验。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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