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變，1063—1086》
文/張家鴻
趙冬梅的《大宋之變》以1063年至1086年前後長達23年的宋朝史為書寫對象，前後跨越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個皇帝，以宋神宗時的王安石變法為具體背景，以司馬光的從政履曆為主要線索，時時以當下關照過去并思考宋朝的未來走向。
與彼時意氣風發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顯得憂心忡忡。趙冬梅對其心境的刻畫可謂生動，“他眼睜睜看着大宋王朝政治傳統中那些最美好的東西，就像是黃河岸邊的泥沙一樣，正在快速流失”。此之謂“變”也。流失的是哪些美好的東西呢？既然是流失，可知這“變”不是急劇的、斷崖式的，而是循序漸進，一點一點積累而成的。
谏官李常批評青苗法，批評中有“做得最過分的，甚至讓安善良民假稱借貸，拿不到實錢，反而要交二分利息”的話。王安石抓住這句話，要讓李常交代究竟哪一州哪一縣有他所批評的極端做法，條分縷析講明白。然而，按宋朝制度，谏官可以“風聞言事”，“隻管糾錯，話可以說得相對模糊，而不必交代批評資訊的來源”。不顧舊制與大臣反對，宋神宗竟下诏令李常分析。因為鄭俠移居案，宰相府失去最後的審批權，淪為皇帝的進階秘書。宰相王珪、蔡确兩人曾因為小過錯被神宗罰款，每次罰款都要他們到宮門謝恩。“宰相罰款宮門謝恩，這是大宋開國以來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人人都覺得恥辱。”趙冬梅認為，這是帝王的驕矜之心，它使得皇帝周圍豎起一道無形的屏障，“屏蔽那些真正的治國安邦之才與切中要害的批評”。太府少卿宋彭年建議“首都的禁軍進階将領應當滿編制”，水部員外郎王谔建議在太學增設《春秋》學博士，兩人均因“越職言事”而獲罪。禁止“越職言事”，就是堵住悠悠衆口，讓官員成為不能思考的辦事機器。趙冬梅痛心地寫道：“一個言路堵塞，拒絕批評的國家，就像是一個人閉着眼睛、捂着耳朵，赤足狂奔，前路多荊棘險阻，能不受傷害嗎？”
量變次數多了，便會引起質變。一次量變，正是一個細節。量變的出現，當時人身在局中，不以為意是難免的。然而，量變帶來的質變，後來人看得一清二楚。正是這些被作者細心捕捉到的細節，撐起厚重、獨特、鮮活的《大宋之變》。
有宋一朝，皇權、相權與谏官監督權是互相牽制、彼此制約的。為的是限制任意一方的專權獨大。谏官的言論權力如果被皇權和相權随意幹涉、控制，禦史台便失去存在的意義，其對朝政的批評權也就成為擺設。鼓勵異見的發聲，讓人們就一件事進行公開辯論，各抒己見，也是宋朝的慣例。然而，在這個時期，因言獲罪屢見不鮮。不僅谏官，官員有想法不敢出聲，久而久之，誰會關注朝廷的困局與國家的未來？“神宗從王安石那裡學到的最大政治秘笈便是統一思想、集中權力。”如此一來，惟命是從成為官員最重要的原則。隻要能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指令，至于是否會損害百姓利益，頓成無關緊要之事。官場的一味媚上，已成積習。百姓若在百官心中無足輕重，這樣的朝廷之前景可想而知。
在趙冬梅看來，正是這二十三年曆史中的諸多細節，累積成一定的高度與深度，改變了宋朝原本約定俗成的某些制度、範例，決定了宋朝後來的走向。最典型的莫過于皇帝的專權獨大。
《大宋之變》是以司馬光為核心的宋朝書寫。在趙冬梅看來，“司馬光是個太過方正的人，履曆簡單，幹幹淨淨，就像是正午陽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絲陰影。”于道德上，司馬光可以說是毫無瑕疵。
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從維護政局安穩、國家平和、百姓安生這個角度出發，司馬光寸步不讓、寸土必争，不惜得罪宋神宗與王安石。他圖的不是高官厚祿，而是他認為正确的、利國利民的政策。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守舊。他堅持不可變的是比如曾有過的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的政令，寬容異見的精神。他不否認改革是必要的，他反對的是不容分說地推倒重來。面對一群小人對書局對編撰《資治通鑒》的落井下石，五十五歲的司馬光選擇隐忍不發，“不若靜以待之”，不申辯，不抗争，絕不以任何方式撩撥對手。據後來參加《資治通鑒》印制前校對工作的黃庭堅說，他翻閱其中的幾百卷，見到司馬光在上面所作的批注每個字都端端正正的，正所謂“字如其人”。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發俸祿。時間一到，司馬光随即不領俸祿。可是，他哪一天不在工作？即便太皇太後親自下旨俸祿正常發放，司馬光卻認為“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因之堅持不領。
此書可被視為司馬光的傳記，作者在書中真實、生動地再現傳主宦海浮沉與編撰史書的真實心境。他在位時的正直敢言、義無反顧，他在野時的憂心忡忡、有志不獲騁，他編撰史書時的潛心投入、靜默以待。它不僅讓我一改此前對司馬光模糊、陳舊的認識，而且讓我對北宋曆史有更真實、豐滿的了解。人是鮮活的，曆史才可能是豐富、生動的。除卻主角司馬光，宋神宗、王安石、韓琦、範鎮、歐陽修、呂惠卿、劉恕、呂公著、韓绛、蘇轼、蘇轍等配角也有不同程度的現身說法。
“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順暢，内容的選擇則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基本原則，史料依據、學術讨論部分埋入注釋，以免印象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讀序言時，我并未在此句前停留。讀過此書，我方覺此言不虛。讀之，如讀故事書，有戲說之味，卻又言必有據，典型的用史料說話。嚴守言必有據之道，又輔之必要的想象，把史料串連成一條日下發光的河流。曆史便在一個個細節裡蕩漾、活泛、生動、豐滿開來。簡而言之，這是一冊可讀性很強的學術著作。讀之，我許多次忍不住想起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兩本書有着同樣的好讀、耐讀。這種對比與學理無關，隻是出于一己的閱讀體驗。
（《大宋之變，1063—1086》，趙冬梅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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