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赵贞吉何尝想让治下的百姓去死，前方抗倭急需军饷，可沈一石织坊却因生丝短缺日日减产，几个徽商又因作坊产业至今未能归到他们名下，急于抽身退出，这再让赵贞吉忧心如焚。
“浙江贪墨案”已经处理完毕，朝廷派来的两位钦差却并没有返回京城，反倒每天出现在织造作坊，很明显，嘉靖皇帝仍未放弃那五十万匹丝绸的生意。皇上没放弃，向来以“逢迎上意”为基本为官准则的赵贞吉，自然也不能放弃。
来到织造作坊，赵贞吉问道：
“现在每天的织量是多少？”
相较于胡宗宪的抗倭军需，相较于浙江百姓的死活，赵贞吉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在于此，就在于能不能完成这批丝绸生意，为自己进入内阁添上最后一块砖。
一位徽商回答道：
“眼下每天还能织一百匹。过几天只怕要停机了。”
停机？这不是要了赵贞吉的命，断了赵贞吉的仕途发展吗？只是，赵贞吉当然知道为什么会停机，百姓的生丝收不上来可不就得停机嘛！
只是，赵贞吉可不想担起这个担子，必须想尽办法把这个锅甩出去，听到徽商的这句话，赵贞吉立马提高了音调，就为了能让两位锦衣卫听见。
“为什么停机？”
徽商回答道：
“不瞒中丞大人，我们的本钱也有限，实在拿不出钱来买丝了。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要开工钱。”
好了，徽商们给出理由，赵贞吉赶紧抓住机会表现：
“半价买丝你们都拿不出本钱？当时为什么签约书？告诉你们，耽误了朝廷的事，胡部堂也保不了你们。”
先是甩锅给徽商们办事不尽心，又将责任甩给了徽商们的本家——胡宗宪，赵贞吉不愧为“不粘锅”。
只是，沈一石的产业已经被赵贞吉签约卖给了徽商们，但嘉靖皇帝却一直声称这片产业本就属于江南织造局，徽商们自然急着找赵贞吉要个说法，别到最后弄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徽商们并不是没钱，而是心里没底。
“做生意我们也不要担保，只讲一个信用二字。赵中丞，你能担保按约书给我们兑现吗？”
所谓“民不与官斗”，商，更不能与官斗。嘉靖皇帝都给了明确的说法了，赵贞吉能给你们什么承诺？
听到徽商们的抱怨，赵贞吉脸一沉，声调再次抬高，说道：
“谁说不按约书兑现了！织机一天也不能停，今年五十万匹丝绸一匹也不能少。你们谁敢停机，我不抓人，请你们的本家胡部堂派兵抓人。”
把徽商们扯到丝绸生意中，本就是嘉靖皇帝用以抹黑胡宗宪的大阴谋，赵贞吉当然说了不算；可年底五十万匹丝绸的生意又都压在了“暂署江南织造局”的赵贞吉头上；所以，赵贞吉才打算“苦一苦百姓”，低价收丝。可就算如此，五十万匹丝绸的生意还是无望完成，赵贞吉只能再次施展“不粘锅”的本事。
就在赵贞吉急于寻找“甩锅”对象的时候，淳安县县丞，刚被海瑞怼服的田有禄来到了巡抚衙门。
“中丞大人把追讨淳安百姓欠粮的差使交给卑职去干，卑职好不容易派了些人下去收丝，却被海知县都叫回来了。”
赵贞吉问道：
“巡抚衙门的公文没给他看吗？”
田有禄虽然只是一个八品县丞，但给别人挖坑，陷害别人的手段却玩得非常溜。赵贞吉问了话，我们来看田有禄的表演：
先是故作沉默，不予回答，逼着赵贞吉再次问话，如此，既掩盖了自己状告顶头上司的错，营造了一种无奈如实回禀海瑞过错的感觉；又让赵贞吉满怀疑惑，甚至带有期待。如此情况下，田有禄再来一波状告海瑞的进攻，就会大幅度提高胜算。
赵贞吉再次发问后，田有禄故作为难，回答：
“卑、卑职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中丞大人回话……”
欲擒故纵，欲说还迎，田有禄这一手玩得确实高！
然后，在赵贞吉一脸疑惑之下，田有禄终于给出了最后的关键点：
“海、海知县把巡抚衙门的公文撕了。”
擅自撕毁上级衙门的公文，这个罪过可不小，赵贞吉愣了，在场的两位锦衣卫也愣了！知道海瑞胆大，可不知道海瑞的胆子竟然大到如此程度！
田有禄接着补充道：
“海知县说，织造局那些粮是皇上赈给淳安灾民的赈灾粮，谁要追讨便是玷污圣名。还说淳安今年是重灾县，他已经呈文朝廷请求免去全县的赋税。”
两句话，一句给赵贞吉扣上了一个“玷污圣名”的帽子，一句给赵贞吉制造了难以完成军需供应，难以完成丝绸生意的难题。在田有禄的汇报下，海瑞算是彻底得罪了赵贞吉。
这句话以后，赵贞吉无语了，沉默以后，一位锦衣卫说道：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脑子有病？”
诚然，大明官场荒唐如斯、肮脏如斯，海瑞这样一心为民、一心为国的官员，在这些“正常”官员的眼中，可不就是有病吗！
好了，钦差都给了态度，赵贞吉的机会来了，赶紧发言：
“什么病！就是对抗上司对抗朝廷的病！二位在这里都听到了，我要上疏参他，请二位也向宫里禀奏。”
要论“扣帽子”，赵贞吉和徐阶、高拱、张居正一样，可谓师承一脉、青出于蓝。除了扣上“对抗上司”、“对抗朝廷”的帽子外，赵贞吉还趁机将影响丝绸生意的责任甩给了海瑞一部分：不是我赵贞吉不尽心，是海瑞不让我收生丝啊，没有生丝，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好了，这波“甩锅”完成后，赵贞吉开始寻找另外一个“甩锅”对象——胡宗宪。
“把胡部堂的公子也扯了进来，这是怎么回事？”
赵贞吉有了态度，田有禄的底气足了，直了直身子，开始轻声漫语的回答：
“州里给卑职打了个招呼，说胡部堂公子到台州看望父亲，从淳安经过换船。卑职按照惯例，接待了一下，海知县却说卑职奉承上司，还说胡公子是假的，命卑职把他押送给胡部堂。卑职不按他说的做，他就要行文都察院参卑职的罪。”
一句话，我按照官场惯例迎来送往，海瑞却不通人情，说我“奉承上司”，要整我！
“中丞大人，卑职在淳安实在干不下去了，请中丞大人开恩，让卑职调、调个地方吧。”
这句话说完，田有禄哭了起来，但赵贞吉却沉默了，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叫来下属问话：
“送给胡部堂军营的最后一批军需粮草什么时候起运？”
刚说到胡宗宪儿子的接待问题，赵贞吉为何转脸问及了胡宗宪的抗倭军需供应？
别忘了，朝廷派来的两位锦衣卫还在场呢！别忘了，这两位钦差可是嘉靖皇帝的眼睛，浙江的所有事宜都会如实汇报给嘉靖皇帝。
赵贞吉的真正目的何在？我们接着往下看——下属回应：
“回中丞，这一次是好几万人的军需，还有十几船今天下午才能到齐。到齐后立刻起运。”
听完这句回答，赵贞吉给了指示：
“剿灭倭寇这是最后一仗，一粒粮一根草也不许短缺。再去催，到齐后三天必须运到。”
看明白了吧？浙江一省为了胡宗宪前线抗倭的胜利，一粒粮一根草也不许短缺，而胡宗宪的儿子却招摇过市，大搞迎来送往那一套；再加上胡宗宪的本家——接手沈一石织造作坊的徽商们，百般推诿，不实心任事。到底谁在顾全大局，谁在为国为民，一目了然。
一句话，我再怎么织丝绸、筹军需，也抵不住胡宗宪家人和本家这样祸祸啊！
关于赵贞吉的心理活动，原著小说中一言以蔽之：
田有禄的话突然提醒了赵贞吉，头上还有个胡宗宪，送来的这个胡公子不正是甩锅的契机吗？
按说，“东南二贞”有着数十年的交情，但在仕途发展面前，在具体责任面前，赵贞吉甩起锅来可谓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友谊？情义？在官戴袍服面前，算个六啊！
另一边，镜头来到胡宗宪的大帐中。
胡宗宪盯着举棋未定的戚继光，就好像严嵩盯着自己；若干年后，戚继光变成了胡宗宪，张居正变成了严嵩，这种眼神却再也见不到了。
看着戚继光，胡宗宪想到了严嵩交代自己的话——“今国库亏空如此，再打下去，为师也拿不出钱给你了，暂且休兵歇战吧”；还想到了嘉靖皇帝的那句话——“朕也难，我们就都勉为其难吧”。
第九次台州抗倭大战，乃系剿灭倭寇的最后一战，是按照严嵩的指示“养寇自重”，还是按照嘉靖皇帝的指示——“勉为其难、一战而定乾坤”，胡宗宪再次陷入两难之中。更关键的是，胡宗宪的命运也和这场抗倭决战的胜利息息相关，倭寇在，东南、朝廷和嘉靖就离不开胡宗宪；倭寇灭，胡宗宪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就会大幅度降低；倒严、倒胡宗宪，就会排着队一件件发生。
胡宗宪，到底该如何抉择？
像赵贞吉一样，化身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还是为国为民为朝局，一举铲除为祸东南十年的倭寇？
胡宗宪看着戚继光，问道：
“大战在即，站在行兵布阵的位置，看看帐外这场大雨，然后再想想这步棋该下在哪里？”
注意胡宗宪给戚继光设定的回答框架——“站在行兵布阵的位置”，什么都不要考虑，只说排兵布阵，只说眼前这场大战。
戚继光回答道：
“据属下十几年与倭寇在沿海作战的阅历，每年这个时令这场大雨后都应该有一两天的大雾，有利于奇兵突袭。”
一句话，这场仗该打，而且大概率能够取得胜利！
胡宗宪坐直身子，感叹道：
“是呀，难得的战机呀。逐水草而居，应天时而动，这才是最大的理呀！”
什么叫理？圣人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军国大事、百姓福祉面前，“君”都是轻的，“知遇之恩”算什么，师傅算什么。胡宗宪不再犹豫，拿起桌上的一封信烧了。
关于这封信，剧中并没有交代，但原著小说中有着明确说明，就是严嵩写给胡宗宪，劝其继续休兵歇战的信。
信中，严嵩认为“国库空虚，灾荒频仍，君父之宫室未修，百官之俸禄久欠”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已经被胡宗宪重创的倭寇，已经成了朝廷的肢体之疾，不足为虑。“望吾弟体朝廷大局，暂休兵歇战，以解国库不继之难。待鄢懋卿南下巡盐，收有盐税后，朝廷再调拨军款，悉剿倭贼。”
一句话，就算要彻底清剿倭寇，也要等到“严党”另外做出成绩，要不然“严党”会倒，你也会倒。
烧掉这封信后，胡宗宪对戚继光下令：
“立刻通令各路援军，雨停雾起，全线出击，一举聚歼倭寇！”
国之大者，就是责之重者，胡宗宪无愧“东南一柱”、“国之干城”！
面对这样的胡宗宪，严嵩焉能不汗颜，赵贞吉这个“大局”中只有自己的“不粘锅”，焉能不羞愧而亡！
（本文仅基于《大明王朝1566》具体演绎情节和人设解析，并不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个人观点，欢迎提出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