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高育良遇到汪丁丁，育良书记会虚心学习一下《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作者：荣振环
《人民的名义》大结局了。
每个人都有了归处。
话说高育良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偏，最后走进了监狱。
狱中，他读了一本书。汪丁丁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
于是，他最大的愿望不是出狱，而是想当面问汪教授几个问题。
1、第一个是代替祁同伟、赵瑞龙和高小琴问的，什么是财富。
讲义中说：财富当然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手段，但你不能太贪婪，否则你就变成了财富的奴隶，从而失去了自由。
对于“财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定义——“财富”是指“价值的一种形态，即由货币度量的一切事物”。在这个定义下，若你能守住中庸，你就获得了自由。
自由的人，就是对财富具有美德的人。
2、第二个问题，我的根本问题在哪，我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
讲义中说，根本问题之所以能成为根本问题，必源于“自行显现”。你自己找，那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那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倾听生活，从各个角度让它自行呈现。
高育良显然什么事都是从自己出发，从祁同伟出发，没有真正倾听时代的声音，社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最后倒在了人民的名义下。
讲义中说，如果你想理解世界，就要摆脱这所有的具体利益的纠缠，这样这个世界就向你敞开了。然而，直观也许是有限的，黑尔德认为，对于直观来说，只存在有限的事物。如黑尔德所介绍的这样，这个世界对于直观来说就应当是有限的、局部的，只不过我们必须让这个局部向外敞开，敞开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斤斤计较你自己的利益。我们要超脱于自己的局部世界，这是思想的前提。
3、我有权懂法，为什么会栽在滥用权力的法上
讲义中说：easterlin是重要的人口经济学家，三大人口经济学家之一。“人们的生活水平依赖于法治，如果法治水平不够高，生活水平改进得就慢。”
中国现在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生活水平整体改进和提升，此时，法治建设当务之急。
利用权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至上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讲义中说：利己主义不应该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亚当•斯密强调使用self interested 来表示利己，self interested是自利的、合理的、适度的，是一种自然情感。而利己主义是selfish的，是自私自利的。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自私是过分的利己，违反了中庸之道。不自私或者完全利他又违反了自然情感，所以适度利己是对的。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人的效用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当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当年的口号。利己主义，作为快乐主义的一种方式，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追求自己最大的幸福当做终极目标。利己主义学说也承认，有时候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靠给别人带来快乐，为了最大化我们自己的效用。因此有两个利己主义的版本，单纯的自私自利和表现为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
高育良、祁同伟和一系列官员的倒下，源自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
4、真正的幸福在哪里，难道我和小高的爱情不是幸福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知识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学的建构，后者提供问题意识。
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于基于内省的洞察，英文叫“insight”。
讲义中说：你能不能enjoy the life（享受生活）取决于你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让你的感觉神经变得更敏锐，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能够把很多低级的欲望给缓解掉，就如伊壁鸠鲁所说的，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较多的财富，而在于较少的欲望，这就需要教育。
经济学的目的是让人们生活的更幸福，告诉人们如何在理性原则下自由选择自己的幸福。幸福，即为可达到的最大程度的善，善是因自身而善的善。
这种善的选择有两点理性原则：第一，让人们选择较温和的欲望，两者相害取其轻；第二，让人们最大化自己的幸福，两者相利取其重。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表述的选择的中庸。
高育良首先是作为人，有选择的权利，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这种幸福需要建立在正常社会秩序下面，而非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的利益基础上。
作为人民的公仆，这种选择打破社会公平，损害人民的名义，破坏正义。
什么是正义？是所有有自由意志的人，通过对自由意志的主体判断找到一种社会秩序，它使得所有的人享有同等自由，这就叫正义。这也是康德所理解和定义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从这个角度，高育良和小高的幸福大厦其实建在沙滩上，随时倒塌，还会造成公共危害。
记住，正义是每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没有哪些品质是绝对可谴责的，也没有哪些品质是绝对可称赞的。
有一种正义叫《人民的名义》，唯有以人民的名义守护正义，让正义回归人心，才能让正义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