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弥
marc chagall，self portrait with easel，1918
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夏加尔的作品以温情、童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感动了许多人。《城镇之上》《生日》让人们见证了他美好的爱情；《我和乡村》《农场》表露出他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马戏团》《窗外的巴黎》则表现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关注。人们所熟知的夏加尔，是巴黎的那个热爱生活、歌颂爱情的夏加尔。
不过，在1923年搬到巴黎以前，夏加尔一直都生活在俄国，并且希望在俄国开拓自己的艺术事业。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夏加尔、利西茨基、马列维奇：维捷布斯克的俄国前卫艺术，1918-1922”（chagall, lissitzky, malevich:the russian avant-garde in vitebsk，1918-1922, 3月28日-7月16日）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围绕夏加尔在故乡维捷布斯克（vitebsk）创办的艺术学校展开的。
背景
1918年之前，夏加尔在彼得格勒生活。他亲眼目睹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以及俄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法律规定，无论何种宗教信仰，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所有人一律平等——而身为犹太人的夏加尔，也在此时正式成为了俄国公民。
marc chagall，the wedding, 1918
在各种社会实验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夏加尔的创作激情被调动起来，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很多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尔后，他萌生了要在家乡创立艺术学校的想法。
marc chagall，composition with circles and goat, 1920
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向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开放，将来还会建造一个附属的艺术博物馆——这些服务人民的举措和布尔什维克的价值观非常吻合，政府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夏加尔不仅被命名为维捷布斯克地区的美术专务官，还受邀组织十月革命周年庆的庆典活动。学校在1919年1月28日正式成立，灵魂人物为夏加尔、利西茨基和马列维奇。
marc chagall, paysage cubiste, 1919
灵魂人物
夏加尔
夏加尔曾创作过一幅名为《维捷布斯克之上》（over vitebsk，1915-1920）的作品。画面的左侧是立体主义式的蓝顶教堂，右边是至上主义风格的白茫茫的大地。一位身负行囊的犹太赶路人飘在天空，灰色的剪影暗示了他旅途的心情。夏加尔在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中，加入了想象和民间传说的成分，以及某些种族身份和归属感。
marc chagall，over vitebsk，1915-1920
《城镇之上》（over the town，1914-1918）给人的感觉则相当不同。尽管都是在空中飞翔，一对情侣比赶路人轻巧了许多，立体主义的造型手段使得他们看起来像是纸片人。他们可以俯瞰的，是居所密集的五颜六色的温馨城镇——仿佛只要一落地，随便哪处房子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
marc chagall， over the town, 1914-1918
利西茨基
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1890-1941）是俄国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和建筑师。他在1919年5月接受了夏加尔的邀请，来到维捷布斯克的艺术学校。在此地，他教授平面设计、版画和建筑，对学校的走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也经常创作政治宣传画。
el lissitzky, 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1920
《用红色楔形打败白色》（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1920）是利西茨基在这一阶段创作的宣传画的代表作。当时，俄国正在进行内战，主要是“红”与“白”之间的战争（红色代表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白色代表君主制拥护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画面中的红色楔子穿进白色的圆形中，很明显地表达了艺术家的政治倾向。
el lissitzky, proun p23, no. 6 , 1919
马列维奇
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1879–1935）是利西茨基到莫斯科出差时，亲自请来的。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作品《精神的至上主义》（supremacy of the spirit，1919）：在白色的背景下，一个十字架式的黑色形状上覆盖着一块比背景更白的方块。利西茨基将这幅画称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方形”。他认为至上主义是现存的最高的精神。他说：“《旧约》之后出现了《新约》，之后是共产主义，最终达到了至上主义。”
kazimir malevich，supremacy of the spirit，1919
在教学期间，马列维奇逐渐放弃了绘画创作，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理论写作和教育上来。又由于他的至上主义形式和理论非常具有革新性，他的课堂总是人满为患。至上主义抽象风格很快就成为学校的主导风格，而学校甚至被称为“至上主义学校”。
kazimir malevich，suprematism. sketch for curtain for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to combat unemployment, 1920
在这种大环境下，学校出现了一个名为“unovis”的艺术团体，意为“新艺术的拥护者”。团体的成员用至上主义风格设计海报、杂志、标志和定量配给卡，这些作品出现在俄国各大城市的电车、建筑墙面和演讲台上。他们还在俄国的主要城市举办联合展览，分支机构也在全国蔓延开来。
马列维奇和unovis团体成员
学校的命运
当马列维奇的课堂上人满为患时，夏加尔的教室却渐渐空了。他无法控制整个学校的走向，学生对他的具象艺术缺乏热情。1920年，夏加尔离开学校，去了莫斯科。夏加尔对马列维奇颇有微词，认为他在自己背后搞了一些小动作。
guerman fedorov，still life with samovar，1917
尽管马列维奇和unovis在全国获得了一些影响力，但学校还是没能坚持太久。在1921-1922年，随着俄国内战的结束，政治气候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苏维埃政府决定对意识形态进行更大强度的把控，其中就包括终结那些不能直接为布尔什维克党服务的艺术运动。很遗憾的，学校1918年入学的第一批学生，在1922年成为唯一的一届毕业生，而学校也被改造成一所技术学院。
lazar khidekel，suprematist composition with blue square, 1921
学校教师和学生们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马列维奇带着一些学生来到莫斯科，继续着至上主义艺术的探索，他在1935年因病去世；利西茨基在一次围攻列宁格勒的战役中死去；学生伊乐默艾娃（ermolaeva）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被枪杀；学生凯德格尔（khidekel）成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最令人唏嘘的，是当时在学校教授写实绘画的教师、夏加尔和利西茨基的老师尤里·佩恩（yuri pen）。他在此生活到83岁。1937年，在于巴黎流浪了10年后，夏加尔给他写了一封多愁善感的信。当时正是斯大林的统治时期，任何国际交流都被严格禁止。就在佩恩收到信的第二天，他就在自家的床上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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