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彌

marc chagall,self portrait with easel,1918
作為現代主義藝術大師,夏加爾的作品以溫情、童真和天馬行空的想象感動了許多人。《城鎮之上》《生日》讓人們見證了他美好的愛情;《我和鄉村》《農場》表露出他對田園生活的向往;《馬戲團》《窗外的巴黎》則表現了他對現代社會的關注。人們所熟知的夏加爾,是巴黎的那個熱愛生活、歌頌愛情的夏加爾。
不過,在1923年搬到巴黎以前,夏加爾一直都生活在俄國,并且希望在俄國開拓自己的藝術事業。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展覽“夏加爾、利西茨基、馬列維奇:維捷布斯克的俄國前衛藝術,1918-1922”(chagall, lissitzky, malevich:the russian avant-garde in vitebsk,1918-1922, 3月28日-7月16日)所表現的内容,就是圍繞夏加爾在故鄉維捷布斯克(vitebsk)創辦的藝術學校展開的。
背景
1918年之前,夏加爾在彼得格勒生活。他親眼目睹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以及俄國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新的法律規定,無論何種宗教信仰,無論屬于哪個民族,所有人一律平等——而身為猶太人的夏加爾,也在此時正式成為了俄國公民。
marc chagall,the wedding, 1918
在各種社會實驗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夏加爾的創作激情被調動起來,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很多都創作于這一時期。爾後,他萌生了要在家鄉創立藝術學校的想法。
marc chagall,composition with circles and goat, 1920
這所學校不收學費,向各個年齡段的學生開放,将來還會建造一個附屬的藝術博物館——這些服務人民的舉措和布爾什維克的價值觀非常吻合,政府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計劃。夏加爾不僅被命名為維捷布斯克地區的美術專務官,還受邀組織十月革命周年慶的慶典活動。學校在1919年1月28日正式成立,靈魂人物為夏加爾、利西茨基和馬列維奇。
marc chagall, paysage cubiste, 1919
靈魂人物
夏加爾
夏加爾曾創作過一幅名為《維捷布斯克之上》(over vitebsk,1915-1920)的作品。畫面的左側是立體主義式的藍頂教堂,右邊是至上主義風格的白茫茫的大地。一位身負行囊的猶太趕路人飄在天空,灰色的剪影暗示了他旅途的心情。夏加爾在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中,加入了想象和民間傳說的成分,以及某些種族身份和歸屬感。
marc chagall,over vitebsk,1915-1920
《城鎮之上》(over the town,1914-1918)給人的感覺則相當不同。盡管都是在空中飛翔,一對情侶比趕路人輕巧了許多,立體主義的造型手段使得他們看起來像是紙片人。他們可以俯瞰的,是居所密集的五顔六色的溫馨城鎮——仿佛隻要一落地,随便哪處房子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栖身之所。
marc chagall, over the town, 1914-1918
利西茨基
埃爾·利西茨基(el lissitzky,1890-1941)是俄國藝術家、設計師、攝影師和建築師。他在1919年5月接受了夏加爾的邀請,來到維捷布斯克的藝術學校。在此地,他教授平面設計、版畫和建築,對學校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也經常創作政治宣傳畫。
el lissitzky, 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1920
《用紅色楔形打敗白色》(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1920)是利西茨基在這一階段創作的宣傳畫的代表作。當時,俄國正在進行内戰,主要是“紅”與“白”之間的戰争(紅色代表共産黨、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白色代表君主制擁護者、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其他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人)。畫面中的紅色楔子穿進白色的圓形中,很明顯地表達了藝術家的政治傾向。
el lissitzky, proun p23, no. 6 , 1919
馬列維奇
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1879–1935)是利西茨基到莫斯科出差時,親自請來的。在這一時期,他創作了作品《精神的至上主義》(supremacy of the spirit,1919):在白色的背景下,一個十字架式的黑色形狀上覆寫着一塊比背景更白的方塊。利西茨基将這幅畫稱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方形”。他認為至上主義是現存的最高的精神。他說:“《舊約》之後出現了《新約》,之後是共産主義,最終達到了至上主義。”
kazimir malevich,supremacy of the spirit,1919
在教學期間,馬列維奇逐漸放棄了繪畫創作,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理論寫作和教育上來。又由于他的至上主義形式和理論非常具有革新性,他的課堂總是人滿為患。至上主義抽象風格很快就成為學校的主導風格,而學校甚至被稱為“至上主義學校”。
kazimir malevich,suprematism. sketch for curtain for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to combat unemployment, 1920
在這種大環境下,學校出現了一個名為“unovis”的藝術團體,意為“新藝術的擁護者”。團體的成員用至上主義風格設計海報、雜志、标志和定量配給卡,這些作品出現在俄國各大城市的電車、建築牆面和演講台上。他們還在俄國的主要城市舉辦聯合展覽,分支機構也在全國蔓延開來。
馬列維奇和unovis團體成員
學校的命運
當馬列維奇的課堂上人滿為患時,夏加爾的教室卻漸漸空了。他無法控制整個學校的走向,學生對他的具象藝術缺乏熱情。1920年,夏加爾離開學校,去了莫斯科。夏加爾對馬列維奇頗有微詞,認為他在自己背後搞了一些小動作。
guerman fedorov,still life with samovar,1917
盡管馬列維奇和unovis在全國獲得了一些影響力,但學校還是沒能堅持太久。在1921-1922年,随着俄國内戰的結束,政治氣候又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蘇維埃政府決定對意識形态進行更大強度的把控,其中就包括終結那些不能直接為布爾什維克黨服務的藝術運動。很遺憾的,學校1918年入學的第一批學生,在1922年成為唯一的一屆畢業生,而學校也被改造成一所技術學院。
lazar khidekel,suprematist composition with blue square, 1921
學校教師和學生們的命運也是各不相同。馬列維奇帶着一些學生來到莫斯科,繼續着至上主義藝術的探索,他在1935年因病去世;利西茨基在一次圍攻列甯格勒的戰役中死去;學生伊樂默艾娃(ermolaeva)在哈薩克斯坦的勞改營被槍殺;學生凱德格爾(khidekel)成為一名成功的建築師。最令人唏噓的,是當時在學校教授寫實繪畫的教師、夏加爾和利西茨基的老師尤裡·佩恩(yuri pen)。他在此生活到83歲。1937年,在于巴黎流浪了10年後,夏加爾給他寫了一封多愁善感的信。當時正是斯大林的統治時期,任何國際交流都被嚴格禁止。就在佩恩收到信的第二天,他就在自家的床上被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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