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俄] 鲍里斯·布鲁兹库斯著，李宏林、王建民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247页，50.00元
前几天，卢跃刚告诉我和行远，他正在读一本 “奇书”，是俄罗斯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boris d. brutzkus，1874-1938）的《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原书名econmic planning in soviet russia，1935；李宏、王建民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2020年）。行远立即下单买来，果然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奇书”。
说它是“奇书”，先可以看看在近百年来它所激起的反响、被遗忘和被重新认识的过程。根据哈耶克的序言、该书中译本的上卷“作者序”、译者序和附录一《论布鲁兹库斯及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列·希罗格罗德）、附录二《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预言者——布鲁兹库斯及其专著<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张文成）等文献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俄国经济学家的学说思想所经历的百年风雪历程，很令人感慨。
作者鲍里斯·布鲁兹库斯生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家庭，1908年在彼得堡农学院任教，1918年任彼得格勒农业研究所教授，192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省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是俄罗斯农业问题专家。据他自称，该书的观点形成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20 年8 月首次在学术演讲中阐述，1921年底至1922 年在莫斯科《经济学家》杂志第1-3 期上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连载，引起很大反响。1922年彼得格勒权力出版社还出版了布鲁兹库斯的专著《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但形势很快转变，布鲁兹库斯在同年被捕，然后被驱逐出国。这段时期既是布鲁兹库斯的经济思想形成期，也是苏维埃政权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异常复杂的时期，布鲁兹库斯关于计划经济的研究和思想成果正是在这段异常迫窄的历史夹缝中，在这片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的风雪大地上破土而出。
1921年春，在国内的内战基本结束以后，苏俄开始推行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nep），在布鲁兹库斯看来这是发表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机：彼得堡的一些私营企业显示出巨大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一些非共产主义的报纸获准出版，他希望在经过一段残酷的共产主义试验之后，对俄国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批判正当其时。在当时宽容的氛围中，他的文章在《经济学家》从第1期开始连载三期，只删除了少许有争议的段落。“但是，很不幸，这一‘间歇性清醒’的宽容持续时间很短。到1922年夏，书报检查加紧，《经济学家》四、五期合刊出版后，后续的出版被停止，已出版的期刊被从书店中掠走。”（作者序）有人将《经济学家》第1期寄给列宁，后者在1922年3月到7月的一些书信中认为该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白卫分子的公开的中心”，其撰稿人是“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等的外衣”的坏蛋、“全都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一伙仆从、间谍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要求把这些“军事间谍”驱逐出境。《经济学家》在1922年6月被封，俄共（布）中央负责宣传口的阿·谢·布勃诺夫在谈到该杂志停刊时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对杂志编辑实行镇压：“对他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难道不可以镇压一下吗？”8 月，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指出该杂志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资产阶级的主要理论阵地”，指责布鲁兹库斯是“我们的敌人”，宣布对资产阶级开展一场“精神战争”。 1922年8月17日凌晨，布鲁兹库斯和《经济学家》编辑部大部分成员被捕；11月他和一批知识分子一起被驱逐出国。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驱逐行动的执行者托洛茨基说，这是“预防性的人道措施”，免得在形势恶化时必须把这些有学问的人“枪毙掉”，后来的历史荒谬而且悲哀地证实这话是对的。（详情见《哲学船事件》，奥索尔金 、别尔嘉耶夫等著，伍宇星译，花城出版社，2009年）
布鲁兹库斯去了德国，任柏林俄语学院教授，并且和一些被驱逐的俄国学者一道创办了俄罗斯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苏俄经济问题研究。纳粹上台后，布鲁兹库斯前往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直到二战爆发前因病去世。在《经济学家》杂志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的连载文章于1923年在柏林出版俄文单行本，1928年以《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为题再版（德文版），1935年作为《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英文版）的第一部分，由冯·哈耶克作序，与哈氏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起出版，加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
哈耶克写于1934年10月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史文献。关于苏俄经济研究，他首先指出其核心问题是“中央经济计划的利弊，苏维埃政府的困难以及它们被解决到何种程度”，然后承认西方学界的研究“并无多大长进”，原因是多方面的。资讯极端匮乏，“所有译成外文的资讯欺世蒙人，为人不齿”；因此不但要求研究者精通俄语，还要具有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制度、人民心理特点的深入了解，才能使观察者“看到那个独特的俄国，看到现行正式统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除了俄国经济学家，其他人很难具备这些综合素养；“然而，真正了解这个国家而又能就当前局势自由言说的俄国经济学家所剩无几”。（第2页）因此他认为布鲁兹库斯作为久负盛名的俄国农业问题专家在现场追踪各项发展，在新制度诞生伊始就埋头研究该制度的自我预期，“作者在第一时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俄国的情势已有新发展的今天，在集体主义计划问题广被热议的今天，我们再读这一作品，依然被它异常的清晰透彻所震撼。与稍早时的路·米瑟斯和马克斯·韦伯教授的作品并肩，本书堪称引发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最新讨论的顶级研究之一”。下面的这句话在差不多九十年之后同样令我们感到震撼：“这一批判性的分析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社会主义，而且涉及那个国家过去十几年间不得不实际面对的具体问题。作者超常的远见及其预言与事实的重合度，会使留意写作日期的细心读者一再受到震撼。不仅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俄国探索史中的一些微观事件也已清晰地预先呈现在他的讨论中”。（第3页）关于该书第二编中的文章，哈耶克认为“发表1932年回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短研究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反响。在本书的第二编，这项简短研究被精心扩展为关于俄国革命以来的计划经济的全面论述。据我所知，就这一实验史的成功的、更清晰的呈现而言，这一作品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俄罗斯背景使他能够从排外的、不易得到的资料源中获取官方数据以外的更多实情。……我毫不迟疑地将这一汇编的作品置于关于当代俄国最优秀科学文献之列的顶端”。（第4页）1938年，布鲁兹库斯在给哈耶克的信中认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中，他和哈耶克的著作在英文文献中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引起了讨论，令许多经济问题有了新见解，可见布氏本人对这本书也很看重。（约·威廉《苏联经济的失败：重访布鲁兹库斯》，转见该书附录二引文，218页）
但是正如“译者序”所言，该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学术界遗忘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版的众多社科辞书、经济学辞书中找不到布鲁兹库斯，连约瑟夫·熊彼特写于五十年代的《经济分析史》专门讨论过三十年代西方学界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希克在《第三条道路》中也讨论了这场大论战，但是都没有提到布鲁兹库斯。还可以补充一部同样重要的著作，英国学者莫舍·卢因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原书出版于1975年。该书第四章“苏联历史上的两个模式：‘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和第六章“对‘中央统制经济’的研讨”正是布鲁兹库斯的核心研究论题，而且书中一再引述的l.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斯·斯特鲁米林《苏联的计划问题》、w.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一般问题》等著作也是布鲁兹库斯在1934年的《俄国计划经济的后果》（《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下卷）中有所引述和讨论过的，但是作者完全没有提到布鲁兹库斯和他的著作。顺带要说的是，莫舍·卢因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在1983年出版，对于思想界、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例如作者对斯特鲁米林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评论：“在当时他们明确赞成让政治领导集团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而无须有任何引导或约束。事实正是这样的。经济学受到窒息，计划人员也如此。政治领导集团完全控制了经济过程……。”（90页）
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布鲁兹库斯及其经济学说才真正复苏。1989年以后，布鲁兹库斯的名字在欧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研究文献中频现，研究他的专文有v. kagan的《鲍里斯·布鲁兹库斯》（1989年）、约·威廉的《苏联经济的失败：重访布鲁兹库斯》（1993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亚·科尔奈说无论从专业上还是从政治品格上讲，布鲁兹库斯都堪称人杰；俄罗斯学者维·索罗金认为他独一无二、明确无误地揭露了苏俄计划经济在人类活动中的全部矛盾和整体破产。俄罗斯经济史学家列·希罗格罗德说，只要不带任何偏见，我们这些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人就应该承认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正确的。西班牙学者赫·韦·德索托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1992年）特别指出布鲁兹库斯的贡献与马克斯·韦伯以及米塞斯的著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高度肯定了布鲁兹库斯的著作在最近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把问题的历史方面和理论方面充分地结合起来，避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而在后来的大辩论中，两者相分离的情况是个普遍现象”。
布鲁兹库斯的《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在1988 年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书名在巴黎出版，1990年8月，俄罗斯《新世界》杂志又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题转载。1994年，亚·诺夫、依恩·撒切尔编辑的《市场与社会主义》也收入了该书部分内容。
在中国学界，对于布鲁兹库斯虽然在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介绍，但是也只有收入该书中译本作为附录的两篇文章，译者说可能是对布鲁兹库斯作系统介绍的仅有的两篇中文文献。我们手里的这部《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中译本2018年第1版只印了一千册，去年二刷加印了一千册，就这么少的印数。应该提到的是，在1935年英文版中，作者除了插入了1922年发表时被删掉的段落以及增补了最后一段，没有作任何修改。值得赞许的是，中文版原注释中把这些曾经被删去的段落也标注出来。关于作者和这部“奇书”的风雪百年史，两位译者的概括很深刻：“在需要提醒的时候，现实驱逐了提醒者；在提醒者被想起时，现实本身却成了历史。”（第6页）还有什么比立身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提醒者”更值得学界骄傲的呢？译者说：“布鲁兹库斯百年前对苏俄计划经济体制前景的预测，历史给出了至少是及格的分数——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可能想象的最高褒奖。”（第3页）这话更值得寻味，尤其对于经济学界来说。百年风雪，两位译者设想如果布鲁兹库斯在2017年11月7日重返圣彼得堡冬宫广场，也许会想起尼古拉·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对他的戏谑嘲讽，想起布哈林曾经说过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笑到最后的当然是布鲁兹库斯，“但这笑应该是苦涩的，而他的读者们则只能扼腕叹息”。（第6页）
在今天如何看待和评价布鲁兹库斯的这部著作？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如果没有市场、没有价值和价格，经济计划无法对社会需求作出准确计算，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成果的计算不仅要考虑劳动因素，还要考虑自然、租金和资本等因素；在分配问题上，资本、利息和利润作为特殊的经济范畴仍然不可忽视；用行政命令指导经济，最终只能导致经济生活的彻底官僚化；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利益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参见附录二）一方面在今天看起来这些都成为常识，因而如译者所言，作为研究苏联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史料可能是该书的主要价值。有些论述很有价值，例如关于研究五年计划时期俄国经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基本的可信资料的论述：计划经济实行伊始，经济研究机构就关闭了，非党专家被清洗出去，研究月刊停办；国家计委发布过一本统计数据出版物，该出版物对价格、工资、货币只字不提；1933 年发表的《苏联经济发展成就概览》中缺少最重要的数据，“整个一本低劣的鼓动性手册”。（118-119页，注释）
另一方面，该书在理论上不再具有关于计划经济研究的创新意义并不意味着也失去了思考和分析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不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博弈持续百年，要理解今天的发展，常常需要回到博弈的起点”（译者序），而且人们常常发现常识也需要捍卫，该书“对苏俄计划经济体制无序运行在细节上的展示之生动，对后果的预判之准确”仍然在常识的意义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他说“必须谨记这一普遍原理：在任何经济建设工作中，人的经济生活是受利己动机驱使的。我们共和国遭受的磨难大多源于对这一原理的忽视”。（72页）他还说当经济决策实际上是依赖于官员的主观评判的时候，就使经济生活屈从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时政治权力就与经济权力互为表里。（45页）列·希罗格罗德指出，“实质上，布鲁兹库斯在其著作中所批判的，是一种没有商品的、‘自给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说具体些，他批评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实践。然而这种‘自给的社会主义’一直在我国几十年来的行政命令体制中反映出来，直至今日仍不能摆脱它。布鲁兹库斯这部专著的现实意义，正是在于它把矛头对准了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基本原则”。（207-208页）很显然，这些常识的现实意义没有过时。书中还有很多论述在几十年后仍然很接地气，比如是他最早提出“大锅饭”的形象说法，虽然一开始他指的是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产品流向“公共汤锅”，然后企业从“公共汤锅”里获取再生产的资料，与生产率和市场无关。又比如是他最早提出了“笼子”的形象说法：“由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要指望自由经济有任何成功的发展，都不现实。私营企业被装在狭窄的笼子里，且缺乏任何法律保障。这些机制也与以完全集中化为基础的体制格格不入。”（160页）更不用说他从经济现实状况与经济政策的关联中发现权力意志和计划管制的严苛与暂时放松的规律性摇摆：当经济政策导致饥荒，1921年对私有经济就放松一点；1925年丰收来了，计划就又宏伟起来。（161-162页）循此逻辑，这是百年有效的老方。
“任何政府都可能在经济政策上犯错；但只有计划经济赋予了政府如此大的权力，使它有本事把错误弄成灾难却又不会危及政府本身。”（192页）“经济制度成为政治的附庸，说明市场的主导力量从民众经济生活中被彻底排除，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194页）布鲁兹库斯在九十年前写下的这些经济学警言是不应被遗忘的。
责任编辑：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