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俄] 鮑裡斯·布魯茲庫斯著，李宏林、王建民譯，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247頁，50.00元
前幾天，盧躍剛告訴我和行遠，他正在讀一本 “奇書”，是俄羅斯經濟學家鮑裡斯·布魯茲庫斯（boris d. brutzkus，1874-1938）的《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原書名econmic planning in soviet russia，1935；李宏、王建民譯，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2020年）。行遠立即下單買來，果然是一部很值得一讀的“奇書”。
說它是“奇書”，先可以看看在近百年來它所激起的反響、被遺忘和被重新認識的過程。根據哈耶克的序言、該書中譯本的上卷“作者序”、譯者序和附錄一《論布魯茲庫斯及其專著<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民經濟問題>》（列·希羅格羅德）、附錄二《計劃經濟體制失敗的預言者——布魯茲庫斯及其專著<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張文成）等文獻提供的資料，我們看到的是一位俄國經濟學家的學說思想所經曆的百年風雪曆程，很令人感慨。
作者鮑裡斯·布魯茲庫斯生于立陶宛一個猶太家庭，1908年在彼得堡農學院任教，1918年任彼得格勒農業研究所教授，1922年任農業人民委員部彼得格勒省農業計劃委員會主席，是俄羅斯農業問題專家。據他自稱，該書的觀點形成于戰時共産主義時期，1920 年8 月首次在學術演講中闡述，1921年底至1922 年在莫斯科《經濟學家》雜志第1-3 期上以《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民經濟問題》為題連載，引起很大反響。1922年彼得格勒權力出版社還出版了布魯茲庫斯的專著《農業問題和農業政策》。但形勢很快轉變，布魯茲庫斯在同年被捕，然後被驅逐出國。這段時期既是布魯茲庫斯的經濟思想形成期，也是蘇維埃政權下的意識形态鬥争異常複雜的時期，布魯茲庫斯關于計劃經濟的研究和思想成果正是在這段異常迫窄的曆史夾縫中，在這片硝煙尚未完全散去的風雪大地上破土而出。
1921年春，在國内的内戰基本結束以後，蘇俄開始推行取代戰時共産主義的新經濟政策（nep），在布魯茲庫斯看來這是發表他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時機：彼得堡的一些私營企業顯示出巨大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一些非共産主義的報紙獲準出版，他希望在經過一段殘酷的共産主義試驗之後，對俄國的計劃經濟思想的批判正當其時。在當時寬容的氛圍中，他的文章在《經濟學家》從第1期開始連載三期，隻删除了少許有争議的段落。“但是，很不幸，這一‘間歇性清醒’的寬容持續時間很短。到1922年夏，書報檢查加緊，《經濟學家》四、五期合刊出版後，後續的出版被停止，已出版的期刊被從書店中掠走。”（作者序）有人将《經濟學家》第1期寄給列甯，後者在1922年3月到7月的一些書信中認為該雜志是“當代農奴主的刊物”“白衛分子的公開的中心”，其撰稿人是“披着科學、民主主義等等的外衣”的壞蛋、“全都是明目張膽的反革命分子，協約國的幫兇，協約國的一夥仆從、間諜和毒害青年學生的教唆犯”，要求把這些“軍事間諜”驅逐出境。《經濟學家》在1922年6月被封，俄共（布）中央負責宣傳口的阿·謝·布勃諾夫在談到該雜志停刊時毫不掩飾地表示要對雜志編輯實行鎮壓：“對他們這些現代的奴隸主，難道不可以鎮壓一下嗎？”8 月，季諾維也夫在俄共（布）全國代表會議報告中指出該雜志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資産階級的主要理論陣地”，指責布魯茲庫斯是“我們的敵人”，宣布對資産階級開展一場“精神戰争”。 1922年8月17日淩晨，布魯茲庫斯和《經濟學家》編輯部大部分成員被捕；11月他和一批知識分子一起被驅逐出國。這就是著名的“哲學船事件”，驅逐行動的執行者托洛茨基說，這是“預防性的人道措施”，免得在形勢惡化時必須把這些有學問的人“槍斃掉”，後來的曆史荒謬而且悲哀地證明這話是對的。（詳情見《哲學船事件》，奧索爾金 、别爾嘉耶夫等著，伍宇星譯，花城出版社，2009年）
布魯茲庫斯去了德國，任柏林俄語學院教授，并且和一些被驅逐的俄國學者一道創辦了俄羅斯科學研究所，繼續從事蘇俄經濟問題研究。納粹上台後，布魯茲庫斯前往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任教，直到二戰爆發前因病去世。在《經濟學家》雜志以《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民經濟問題》為題的連載文章于1923年在柏林出版俄文單行本，1928年以《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為題再版（德文版），1935年作為《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英文版）的第一部分，由馮·哈耶克作序，與哈氏編輯的《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一起出版，加入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的大論戰。
哈耶克寫于1934年10月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有價值的經濟思想史文獻。關于蘇俄經濟研究，他首先指出其核心問題是“中央經濟計劃的利弊，蘇維埃政府的困難以及它們被解決到何種程度”，然後承認西方學界的研究“并無多大長進”，原因是多方面的。資訊極端匮乏，“所有譯成外文的資訊欺世蒙人，為人不齒”；是以不但要求研究者精通俄語，還要具有對這個國家的曆史、制度、人民心理特點的深入了解，才能使觀察者“看到那個獨特的俄國，看到現行正式統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除了俄國經濟學家，其他人很難具備這些綜合素養；“然而，真正了解這個國家而又能就目前局勢自由言說的俄國經濟學家所剩無幾”。（第2頁）是以他認為布魯茲庫斯作為久負盛名的俄國農業問題專家在現場追蹤各項發展，在新制度誕生伊始就埋頭研究該制度的自我預期，“作者在第一時間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在俄國的情勢已有新發展的今天，在集體主義計劃問題廣被熱議的今天，我們再讀這一作品，依然被它異常的清晰透徹所震撼。與稍早時的路·米瑟斯和馬克斯·韋伯教授的作品并肩，本書堪稱引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最新讨論的頂級研究之一”。下面的這句話在差不多九十年之後同樣令我們感到震撼：“這一批判性的分析具有特殊意義，它不僅在一般意義上讨論社會主義，而且涉及那個國家過去十幾年間不得不實際面對的具體問題。作者超常的遠見及其預言與事實的重合度，會使留意寫作日期的細心讀者一再受到震撼。不僅這一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且俄國探索史中的一些微觀事件也已清晰地預先呈現在他的讨論中”。（第3頁）關于該書第二編中的文章，哈耶克認為“發表1932年回顧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簡短研究引起了特别廣泛的反響。在本書的第二編，這項簡短研究被精心擴充為關于俄國革命以來的計劃經濟的全面論述。據我所知，就這一實驗史的成功的、更清晰的呈現而言，這一作品是無與倫比的。他的俄羅斯背景使他能夠從排外的、不易得到的資料源中擷取官方資料以外的更多實情。……我毫不遲疑地将這一彙編的作品置于關于當代俄國最優秀科學文獻之列的頂端”。（第4頁）1938年，布魯茲庫斯在給哈耶克的信中認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的論戰中，他和哈耶克的著作在英文文獻中的出現“具有重要意義”，它引起了讨論，令許多經濟問題有了新見解，可見布氏本人對這本書也很看重。（約·威廉《蘇聯經濟的失敗：重訪布魯茲庫斯》，轉見該書附錄二引文，218頁）
但是正如“譯者序”所言，該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學術界遺忘了。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版的衆多社科辭書、經濟學辭書中找不到布魯茲庫斯，連約瑟夫·熊彼特寫于五十年代的《經濟分析史》專門讨論過三十年代西方學界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大論戰，捷克經濟學家奧塔·希克在《第三條道路》中也讨論了這場大論戰，但是都沒有提到布魯茲庫斯。還可以補充一部同樣重要的著作，英國學者莫舍·盧因的《蘇聯經濟論戰中的政治潛流：從布哈林到現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3年），原書出版于1975年。該書第四章“蘇聯曆史上的兩個模式：‘戰時共産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和第六章“對‘中央統制經濟’的研讨”正是布魯茲庫斯的核心研究論題，而且書中一再引述的l.克裡茨曼《俄國革命的英雄時期》、斯·斯特魯米林《蘇聯的計劃問題》、w.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職能的一般問題》等著作也是布魯茲庫斯在1934年的《俄國計劃經濟的後果》（《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下卷）中有所引述和讨論過的，但是作者完全沒有提到布魯茲庫斯和他的著作。順帶要說的是，莫舍·盧因這部著作的中譯本在1983年出版，對于思想界、經濟學界有較大影響，例如作者對斯特魯米林等著名經濟學家的評論：“在當時他們明确贊成讓政治上司集團擁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動的完全自由，而無須有任何引導或限制。事實正是這樣的。經濟學受到窒息，計劃人員也如此。政治上司集團完全控制了經濟過程……。”（90頁）
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布魯茲庫斯及其經濟學說才真正複蘇。1989年以後，布魯茲庫斯的名字在歐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研究文獻中頻現，研究他的專文有v. kagan的《鮑裡斯·布魯茲庫斯》（1989年）、約·威廉的《蘇聯經濟的失敗：重訪布魯茲庫斯》（1993年）；匈牙利經濟學家亞·科爾奈說無論從專業上還是從政治品格上講，布魯茲庫斯都堪稱人傑；俄羅斯學者維·索羅金認為他獨一無二、明确無誤地揭露了蘇俄計劃經濟在人類活動中的全部沖突和整體破産。俄羅斯經濟史學家列·希羅格羅德說，隻要不帶任何偏見，我們這些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人就應該承認他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是正确的。西班牙學者赫·韋·德索托在他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與企業家才能》（1992年）特别指出布魯茲庫斯的貢獻與馬克斯·韋伯以及米塞斯的著作有着密切的關系，并且高度肯定了布魯茲庫斯的著作在最近得到了非常積極的評價，主要是因為他把問題的曆史方面和理論方面充分地結合起來，避免理論和實踐的分離，“而在後來的大辯論中，兩者相分離的情況是個普遍現象”。
布魯茲庫斯的《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在1988 年以《社會主義經濟》為書名在巴黎出版，1990年8月，俄羅斯《新世界》雜志又以《社會主義經濟》為題轉載。1994年，亞·諾夫、依恩·撒切爾編輯的《市場與社會主義》也收入了該書部分内容。
在中國學界，對于布魯茲庫斯雖然在九十年代就開始有介紹，但是也隻有收入該書中譯本作為附錄的兩篇文章，譯者說可能是對布魯茲庫斯作系統介紹的僅有的兩篇中文文獻。我們手裡的這部《蘇維埃俄國的計劃經濟》中譯本2018年第1版隻印了一千冊，去年二刷加印了一千冊，就這麼少的印數。應該提到的是，在1935年英文版中，作者除了插入了1922年發表時被删掉的段落以及增補了最後一段，沒有作任何修改。值得贊許的是，中文版原注釋中把這些曾經被删去的段落也标注出來。關于作者和這部“奇書”的風雪百年史，兩位譯者的概括很深刻：“在需要提醒的時候，現實驅逐了提醒者；在提醒者被想起時，現實本身卻成了曆史。”（第6頁）還有什麼比立身于現實與曆史之間的“提醒者”更值得學界驕傲的呢？譯者說：“布魯茲庫斯百年前對蘇俄計劃經濟體制前景的預測，曆史給出了至少是及格的分數——這是一個社會科學家可能想象的最高褒獎。”（第3頁）這話更值得尋味，尤其對于經濟學界來說。百年風雪，兩位譯者設想如果布魯茲庫斯在2017年11月7日重返聖彼得堡冬宮廣場，也許會想起尼古拉·布哈林在《一個經濟學家的劄記》一文中對他的戲谑嘲諷，想起布哈林曾經說過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笑到最後的當然是布魯茲庫斯，“但這笑應該是苦澀的，而他的讀者們則隻能扼腕歎息”。（第6頁）
在今天如何看待和評價布魯茲庫斯的這部著作？該書的主要觀點是：如果沒有市場、沒有價值和價格，經濟計劃無法對社會需求作出準确計算，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成果的計算不僅要考慮勞動因素，還要考慮自然、租金和資本等因素；在配置設定問題上，資本、利息和利潤作為特殊的經濟範疇仍然不可忽視；用行政指令指導經濟，最終隻能導緻經濟生活的徹底官僚化；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個人利益在經濟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參見附錄二）一方面在今天看起來這些都成為常識，因而如譯者所言，作為研究蘇聯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史料可能是該書的主要價值。有些論述很有價值，例如關于研究五年計劃時期俄國經濟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基本的可信資料的論述：計劃經濟實行伊始，經濟研究機構就關閉了，非黨專家被清洗出去，研究月刊停辦；國家計委釋出過一本統計資料出版物，該出版物對價格、工資、貨币隻字不提；1933 年發表的《蘇聯經濟發展成就概覽》中缺少最重要的資料，“整個一本低劣的鼓動性手冊”。（118-119頁，注釋）
另一方面，該書在理論上不再具有關于計劃經濟研究的創新意義并不意味着也失去了思考和分析現實的價值和意義，不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博弈持續百年，要了解今天的發展，常常需要回到博弈的起點”（譯者序），而且人們常常發現常識也需要捍衛，該書“對蘇俄計劃經濟體制無序運作在細節上的展示之生動，對後果的預判之準确”仍然在常識的意義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例如他說“必須謹記這一普遍原理：在任何經濟建設工作中，人的經濟生活是受利己動機驅使的。我們共和國遭受的磨難大多源于對這一原理的忽視”。（72頁）他還說當經濟決策實際上是依賴于官員的主觀評判的時候，就使經濟生活屈從于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這時公權力就與經濟權力互為表裡。（45頁）列·希羅格羅德指出，“實質上，布魯茲庫斯在其著作中所批判的，是一種沒有商品的、‘自給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說具體些，他批評的是戰時共産主義時期的經濟實踐。然而這種‘自給的社會主義’一直在我國幾十年來的行政指令體制中反映出來，直至今日仍不能擺脫它。布魯茲庫斯這部專著的現實意義，正是在于它把矛頭對準了依靠行政指令管理經濟的基本原則”。（207-208頁）很顯然，這些常識的現實意義沒有過時。書中還有很多論述在幾十年後仍然很接地氣，比如是他最早提出“大鍋飯”的形象說法，雖然一開始他指的是計劃經濟下的企業産品流向“公共湯鍋”，然後企業從“公共湯鍋”裡擷取再生産的資料，與生産率和市場無關。又比如是他最早提出了“籠子”的形象說法：“由于僵化的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體系之間的内在沖突，要指望自由經濟有任何成功的發展，都不現實。私營企業被裝在狹窄的籠子裡，且缺乏任何法律保障。這些機制也與以完全集中化為基礎的體制格格不入。”（160頁）更不用說他從經濟現實狀況與經濟政策的關聯中發現權力意志和計劃管制的嚴苛與暫時放松的規律性搖擺：當經濟政策導緻饑荒，1921年對私有經濟就放松一點；1925年豐收來了，計劃就又宏偉起來。（161-162頁）循此邏輯，這是百年有效的老方。
“任何政府都可能在經濟政策上犯錯；但隻有計劃經濟賦予了政府如此大的權力，使它有本事把錯誤弄成災難卻又不會危及政府本身。”（192頁）“經濟制度成為政治的附庸，說明市場的主導力量從群眾經濟生活中被徹底排除，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194頁）布魯茲庫斯在九十年前寫下的這些經濟學警言是不應被遺忘的。
責任編輯：黃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