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吴历史中有两项制度可谓是有划时代意义，这两项制度就是赐田复客制和世袭领兵制，除此两制丞相制则是孙权从吴王到吴大帝的重要象征。自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设立丞相以来前后共有十多人担任丞相。相较于其他两国丞相（注：魏国在司马昭灭蜀之前延续东汉三公共同执政）。他们的知名度略低于魏蜀。但在孙吴就有这样的一位丞相，在危急存亡之时担任相国，最终寡不敌众以死殉国，他就是东吴末相张悌。
江东的丞相里虽有陆逊、步骘、诸葛恪这样的名臣，但更多的像张悌一般
张悌，字巨先，荆州襄阳郡人，与其他少年天才博学多才不同，张悌则以辨别是非出名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明白人。但这位明白人却没有前往魏国出仕，相反的投靠较弱一方的孙吴（注：襄阳郡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之后从南郡划分出来，一直以来都是曹魏放掌控）。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二月，继位不到四个月的吴景帝孙休在大臣张休、丁奉等人的帮助下，除去权臣孙綝结束了这场自二宫相争以来的闹剧。不过后期动荡所造成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首先东吴国力已大不如前难以与曹魏抗衡（在孙綝增援寿春之后，吴国几乎没有一次正儿八经的北伐）。其次在这场闹剧中消耗最大的是东吴的精英们。陆逊、全琮、朱据、诸葛恪等人在这场闹剧中纷纷离世，吴国上下可谓是满目疮痍。为改变困境孙休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先是恢复因二孙乱政遭到迫害之人的名誉，后又推出教育兴国的策略。《三国志 孙休传》详细记载此事：“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孙休想通过教育来培养选拔人才，已求渡过危机，因此缘由张悌也被提拔为屯骑校尉。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司马昭为消除弑魏帝曹髦的坏影响，一改以往先吴后蜀的策略，十八万大军兵分三路伐蜀。此时就有人请教张悌认为自司马氏掌权以来，虽有多次有祸变迎刃而解，但百姓们没有服从他们。现在远征蜀国人困马乏，又不知道如何体恤，必败无疑。但张悌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曹操虽然功盖华夏，威震四海但却崇尚权术，导致老百姓都害怕他。到了曹丕，曹睿时代，不仅未施以仁政，反而变本加厉，在内修建宫殿，在外则是受到吴蜀两国的骚扰，早已失去民心。但到了司马懿父子时候情况变了，他们废除繁重的苛捐杂税，让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归服他们很久了，所以淮南三叛他们的心腹并未遭到损失。曹髦死后周边没有遭到惊动，相反的他们还能人尽其才，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有。现在的蜀汉，宦官专权，穷兵黩武，兵民疲敝，一心想着对外扩张，而不准备防守的器械，谁强谁弱显而易见。即便是曹魏没有成功，对他们不痛不痒，成功了反而对吴国有利。听完之后那人就嘲笑张悌说的这番话，结果在这一年蜀汉灭亡，三足鼎立的局面瞬间瓦解。对于吴国来说蜀汉灭亡并不是最大的打击。次年，孙休病逝这让步入正轨的孙吴遭受致命打击。
孙权或许没想到当年千辛万苦建立的孙吴，却在一次次内讧中消亡殆尽
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休病逝，临终前将只有十岁太子托付给丞相濮阳兴。接过担子的濮阳兴深知将要面临重重困难。果不其然交阯边境就因孙休之死发生叛乱，朝野上下大为震惊，除此之外灭蜀之后的司马昭着手准备伐吴计划准备一统三国。东吴可谓是内忧外患，群臣上书纷纷要求另立年纪较大的新君。毕竟东吴上下对这种幼主强臣的组合方式比较排斥，不得已另找候选人，这是左典军万彧在任乌程令期间与乌程候孙皓关系比较好（后万彧被孙皓任为右丞相），就推荐孙皓说才识渊博遵守法度，更吹捧他有当年孙策的风采。于是两人就说服朱太后另立孙皓为新君，这个决定成为吴国灭亡的导火索，不过在当时来看却是不得已的选择。比太子年长的宗室的确大有人在，比如孙休的五哥孙奋，论资历孙奋比任何皇子更有优势，但孙奋的品行不行（虽说有点冤枉的成分）。同辈来看孙皓确实是最年长。（宣太子孙登虽有三子老大，老三早亡，老二孙英因谋除孙峻失败自杀。建昌侯孙虑则因早亡没有子嗣。弟弟孙德年龄也跟太子差不多）因此孙皓就成了最佳候选人，孙皓登基之后也的确表现出明君风范，《江表传》记载：“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禀，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在此期间张悌也从屯骑校尉提拔为军师（这里的军师是指掌监察军务的官职）。但随后孙皓渐渐的露出本性粗暴骄盈、暴虐治国。将濮阳兴，张布两人诛杀，又逼死朱太后以及先太子。更甚者将原本的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先前孙权也做过，不过当时是为了抵御刘备所做的非常之策。称帝之后孙权又迁都回建业。）当时就有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表达对迁都的不满。随后孙皓又重用何定，岑昏等佞臣，朝野上下搞的是乌烟瘴气。那么作为明白人的张悌有何反应？《吴录》记载：“悌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换而言之张悌装作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以求自保。对于吴国来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晋代魏的时候就注定吴国最终被统一命运，只是在建衡二年至天纪三年（公元270年至279年）的秦凉之变延续晋国统一的步伐，然而孙皓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继续着他那骄奢淫逸的生活，渐渐的失去群臣百姓的信任。天纪三年八月，张悌升任为丞相，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同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兵分六路兵伐东吴，孙皓命张悌、沈莹、诸葛靓等人率三万兵士渡江迎战。这既是张悌作为主帅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孙皓只有有孙策的脾气却没孙策的雄心
到了前线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敌军是从横江渡口进军的王浑部。在张悌到来之前，王浑势如破竹，东吴厉武将军陈代和平虏将军朱明见其锐不可当干脆投降以求自保，荆州之地已经大部分落入晋军之手。双方对垒于牛渚，丹阳太守沈莹在分析敌我形式之后认为:“晋国在蜀地备办水军很久了，现在举国之力来伐吴，一定率益州兵顺流而已，我方前部缺乏戒备，名将都先后去世，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上任，恐怕沿江各城早已被晋军攻陷了。晋军的部队早晚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集中众人之力以逸待劳。现在渡江过去可能不会取胜，如果我们输了，整个江东就完了。”沈莹这个方案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是最为合理的一种方案，这方案吴国之前也有先例，那就是夷陵之战陆逊大破蜀汉大军。陆逊利用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诱敌深入最终火烧连营一击制胜。但张悌却反对这个意见认为吴国名将都已死，这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如果益州兵来到这里，那么军心必定大乱并且无法恢复，现在应该渡江而去与晋军一决雌雄，如果输了就是为国捐躯也没什么遗憾。万一赢了就趁势而上大破敌军。但按照你的方案，那么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到时候君臣投降，无一人死难道不是一种耻辱！于是渡江迎战。为什么张悌会用这种以卵击石的方式呢？一来张悌的军事能力确实不行，虽担任屯骑校尉，军师等武职，却没有正式指挥战斗，跟马谡一样只在于理论不在于实践中。这点从后来渡江之后张乔诈降可以看出，诸葛靓曾向他进言张乔可能以诈降行缓兵之计，以待援军到来，现在应该迅速歼灭，张悌却没有采用。二来张悌心里比谁都清楚，吴国遇到的情况跟夷陵之战不一样，夷陵之战只是蜀军一路顺江而下进军东吴，且北边的曹魏坐山观虎斗。现在吴国面临则是六面之敌，灭亡只是迟早的事。结果是吴军大败沈莹、孙震力战而死。作为主帅的张悌也准备以死殉国，当时诸葛靓与张悌关系很好，让人去拉张悌一起逃走，张悌不肯。诸葛靓亲自前往劝说：“巨先啊！天下存亡有它的定数，何必在此求死？”张悌则流泪到：“子思，今天就是我的死期，当年我还是孩提的时候，就受到你家丞相赏识，常常担心自己不能死的其所，辜负明贤眷佑，现在死得其所，为何要逃走呢？”张悌用你家丞相向诸葛靓表达自己的决心，这里的你家丞相想必是指诸葛恪，虽然胡注记载为诸葛亮（丞相，谓诸葛亮也。或曰谓诸葛瑾。余谓张悌襄阳人，盖亮在荆州识之于童幼也。）弼按也同样认为是诸葛亮（诸葛瑾未为丞相，张悌指武侯无疑。）但从时间上来完全不符合。《建康实录》则记载诸葛恪在东兴之战后晋封为丞相（加恪都督中外诸军事、荆扬二州牧、丞相、阳都侯。）但无论是诸葛亮也好，诸葛恪也好。张悌也希望自己也像两位先贤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靓听完之后也流泪不再相劝，刚走了一百来步，就见到张悌被晋军所害。不久之后，孙皓投降，东吴灭亡，西晋一统三国。
张悌虽无诸葛武侯、诸葛恪的能力却有相同的忠义
“杜预巴山见大旗，江东张悌死忠时。已拚王气南中尽，不忍偷生负所知。”在《三国演义》最后一话中就有这样一首赞美张悌忠义守节的诗句。作为明白人他深知晋灭吴这大势所趋是不可改变的，但在吴国危难之际他却成为“糊涂蛋”义无反顾的率军出征。结果并不是完美，但作为东吴最后一位丞相，以死殉国则向晋军表明吴人宁死不屈的气节。并在年少时受到诸葛恪这样恃才傲物之人的赏识，足见张悌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或许张悌就像一面明镜，照明了各种人情世故，唯独没有照明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