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1937年，在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火中，北京的无数高校、科研机构纷纷南迁，避乱于被称为大后方的云南。36岁的严济慈也带着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辞别五朝古都北京，筚路蓝缕，艰难南迁。1931年，刚至而立之年的严济慈出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主任（所长）。科学救国心切的他，以研究所为家，常常“5+2”“白加黑”地工作。夫人张宗英笑他：“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待在研究所里。”
恰恰是这样的生活，被严济慈视为最合适从事科研工作的状态。在他的人生字典里，36岁前的生活，有“背井离乡”，却无“流离失所”。但是日军侵华的炮火，让他不得不流离失所。
“吾离国后方知我有一件东西叫国家，以及国家的可爱”“今日世界利弹怪艇咄咄逼人，舍科学无以立国”。在他第一次赴法留学时，就深知国家的可爱，和平的可贵。此刻，他的科技救国念头更加强烈。置身彩云之南，严济慈面临更重大的选题：如何实现科技救国？
地点：昆明
快慰之一：黑龙潭畔得遇老乡
1937年，严济慈第三次赴法访问，也是他第三次面临去与留的抉择。
“战火纷飞，回去干什么？又能干些什么？”得知严济慈意欲回国，师友不解并苦苦挽留。
借着接受法国里昂一家报社记者采访的机会，严济慈道出了心声：“我虽是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是我要马上回到我的祖国，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我的绵薄之力……”
严济慈不知道的是，他在北京的家，此时正受到日本特务监视。他在马赛上船后，就有同船的一位越南医生认出他，劝他说其在北京的家极有可能会受到监视。严济慈于香港上岸。在港期间，他获悉在“南高”时的恩师熊庆来已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就取道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到昆明，与恩师长谈后，决定把物理研究所搬到昆明，并通知张宗英带家人前来香港会合。
1938年下半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搬迁到昆明北郊黑龙潭的龙泉观。
“其实，龙泉观并非研究所在昆明的第一选址。”昆明市东阳联谊会第一党支部书记陈旭阳经多方查阅资料和询问后得知，研究所搬到昆明后，因为严济慈把家暂时安置在城区，研究所办公室也暂驻昆明城区光华街，后或因研究场地面积不大、条件较差等原因，更址龙泉观。
在黑龙潭附近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保存着《昆明名人旧居》一书。书中记载，当时，严济慈经实地考察后，发现龙泉观虽然偏僻，离市中心一二十公里，但胜在清净，附近还有机械加工实力雄厚的中央机器制造厂，便选定了龙泉观，把研究所搬了过来。
其实，促成严济慈把研究所搬到黑龙潭的是东阳老乡、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1932年，蔡希陶受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派遣，到云南采集热带植物标本，并于1938年4月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云南的日子里，两位东阳籍科学家相扶相持，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1991年，蔡希陶去世10周年之际，严济慈特意题词：“抗日战争期间，你我在黑龙潭，马路东西对面的两个东阳人创建的两个研究所中工作八年，我至今常在悼念中。”
龙泉观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道观，是云南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龙泉观知客杨瑞介绍道，龙泉观占地约30亩，四周古木参天，环境优雅。抗战时期，道观冷落，庙宇多年失修，荒凉破败。但严济慈等一众科学家因报国心切，这里反而成了潜心科研的“道场”。
快慰之二：研制首批光学仪器
黑龙潭畔的工作环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科研条件简陋，在北平的仪器、书籍有的无法搬运，有的中途遗失，无法开展研究；外，日机轰炸频繁，科研人员常要躲避。
严济慈的师妹、他在东阳中学时的校长程品文的女儿程葵珠，当时曾借住在严家。她清楚地记得，严济慈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回家后又经常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人明显地消瘦下去。后来她知道，严济慈正在研究所研究应用光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用仪器，“他说一个人再有才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是无法让科学为民族、为正义服务的。”
严济慈后来回忆道，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恢复在北平的科研工作不但不可能，而且毫无意义。
就在严济慈苦苦思索如何打开工作局面时，军政部军工署提出请研究所制作显微镜，附近一家无线电厂也要求提供压电水晶振荡器。鉴于战时前方部队军用装备和后方医疗器械缺乏，严济慈决定开展战时仪器生产服务，从事水晶振荡器、测距镜、显微镜等的研制。从光学计算，镜片磨制，到装配和检验，无不亲自动手。
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对此记忆深刻：“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我们全所的工作人员在严先生的领导下一齐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仔细检验，认真装配……回想当年，虽苦犹荣，不禁再次感念严济慈先生对科学的一片赤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4年内，严济慈带领科研人员，制成1000多具用于无线电收发报机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测距镜和望远镜，以及500架1500倍显微镜。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以前这些仪器都要进口。
更重要的是，借助这项工作，严济慈不仅带着学生做研究，还教给他们外语和专业知识。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研究制造的骨干。等他们独当一面后，严济慈又把他们送到国外留学深造。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分散到东北、西安、上海、北京，成为当地光学研究所骨干。
1943年，国民政府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授予严济慈奖状：“查严济慈先生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兹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特给奖状以示激励”；1946年，他又荣膺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景星勋章”。
快慰之三：抗战胜利旧居赠友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坐落着一幢建于1940年的单体砖木结构、中西元素融合的平房，系严济慈在昆明时的居住和办公场所。这里绿树环抱，闹中取静。这是严济慈的自建房。
由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在昆东阳籍大学生组成的寻访团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实地采访。
原来，所谓的大后方其实并不平静，日机常空袭昆明城区。在严济慈到黑龙潭工作后不久，张宗英带着孩子也搬到庙中。后来，严济慈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马路对面的山坡上买地造起了房子。
“别看现在环境好，在当时，房子四周全是空地。”昆明市东阳联谊会第二党支部书记吕正仁感慨道，这幢拢共116.7平方米的平房，当时挤进了严济慈夫妻、岳父母、5个孩子，附近还常有狼群出没。
严济慈是在美国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1945年8月，经美国国务院邀请，严济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考察访问。到华盛顿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还在华盛顿目睹了美国民众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凯旋的场面。那一刻，他恨不得插翅飞回国内，主持科研工作尽快恢复正轨。
采访团在严济慈旧居前合影
在把研究所搬回北京时，严济慈把这处房子赠给了蔡希陶。
昆明市东阳联谊会成立后，第一、第二支部每年都会组织党员走访严济慈旧居。大家在感慨当年严老生活、科研条件简陋之余，也感怀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严老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令所有在滇东阳人感到骄傲。吕正仁说，他们会将严老的爱国情怀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严济慈、蔡希陶旧居内部景象
近年来，这处旧居的修缮工作从未间断，最近一次修缮从2018年开始。同年，“严济慈、蔡希陶旧居”入选云南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期间，严济慈却于板荡时局中，化身“修道者”，甘当“苦行僧”，在烽火中完成了科学家报国之心的淬炼，实现了科技救国的路径转型探索。滇池之畔，永远有他的励志故事！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这句话来形容严济慈在云南昆明的旧居再恰当不过。这幢简易平房，不仅是严济慈和家人共同生活的地方，更是他带领团队成员夜以继日攻克技术难关的临时“战壕”。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在动乱不安、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展应用光学研究，制造出中国第一批光学仪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令人钦佩不已。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李雪对严济慈十分熟悉，不仅整理了相关文字资料，还主动扮演起讲解员角色，为一批又一批参观人员讲述严济慈与昆明的缘分。“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敬佩严老和蔡老，他们来自东阳，却都在昆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李雪说，东阳这座浙中小城，从古至今走出了一大批卓越人才，无愧“教育之乡”的称号。
“我高中毕业于东阳中学，有幸和严老成为校友。严老的‘慕光’精神一直激励着东中学子勇攀学术高峰，如中国量子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也曾公开表示自己深受严老影响。”云南大学东阳籍大学生蒋宇聪随同采访团走访了严济慈旧居。此前，他并不知道严济慈曾在昆明开展过科研工作，此次走访参观，让他对这段历史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严济慈的科技报国精神，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严老是我们东阳人的骄傲！此次有幸参加采访团，重走严老当年走过的路，参观他的旧居，我深切感受到了严老满腹才华背后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在严济慈旧居前，云南财经大学东阳籍学生葛琳煊坚定地说，她将以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为榜样，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陈林旭 陈一点 李磊 陈巧颖 陈姣
编辑：蒋智 吴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