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西的村民在各种势力的胁迫下求生，由当地富有特色迷信、崇拜文化形成的村庄治理模式，腐败而媚外的清政府已无法解决。村里社首和政府官员相互勾结，鱼肉人民。
而当国外传教势力到来后，这种村治模式受到冲击，各方利益受损。村民为各方势力所用，在复杂的局势中，各种矛盾集中成排外力量，不断引发村民和教民的斗争，一直延续多年。最终在义和团这股被清政府利用、盲目而非理性的爱国排外力量到来时，发生了比其他地方更为惨烈的仇杀。
一笔戏钱引发的惨祸
光绪7年(1881年)3月，山西省大同县榆林村，爆发了一起村民冲突，事情虽小，最后却惊动了当时的山西巡抚。
事情是这样的：榆林村的村民纪连昌、管祥、杨天资等，以已经加入天主教为由，拒绝缴纳村民分摊的演戏费用，跟其他村民发生矛盾。这年3月3日，社首管芳带领一批人马，到纪连昌、管祥等家索要戏钱，要不到钱，就百般打骂。打骂完后，他们还是不甘心，又闯到管祥家。管祥不在，怀孕的妻子在，说：“我们不交戏钱。”管芳他们就“强取其粮食物件”，其妻阻拦，被暴打一顿，直至打到流产，“昏迷在地”。
第二天，管祥跑到县衙门报官，没告成。管芳见他无功而返，又于初八率人到杨天资家索要戏钱，还是要不到钱，又把杨天资打了一顿。然后“阻拦管祥、杨天资两家门户，不容人畜出入，谋绝水火”。
4月14日，县衙门审理此案，也不叫管芳这批被告去，只把杨天资叫去，问：“杨天资，你是何国人？”杨天资答说：“小的是清国人。”官说：“你既然是清国人，为什么你要随洋鬼子反叛？你们尽是反叛。村中问你们要戏钱，你们就是不出。因此打你们，你们还敢告状……你们一定该出戏钱，若不出戏钱。不准你们在清国住，出外国去！”
事情闹大后，管芳他们还不罢休。5月4日，管芳他们“纵放马匹五头，踏食纪连昌草麦半亩有余”；8日，把纪连昌家的莜麦割了六七分。
7月12日，“将管祥豆禾割去二三分，又将看家鸡犬暗害三个。”15日，又逼杨天资要戏钱，杨还是不肯出。于是把杨家的门打坏，“复将杨天资揪住，掷入水坑内，七十老汉受此苦辱”，“其三子见其父就要淹死，硬发大胆跳入水坑救出。管芳等率领二子各执刀棍，登门大骂”……
这件事记载于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教务教案档案》中。细读此档案，就会发现此类事在山西频频发生，延续了几十年。
咸丰11年(1861年)5月，山西阳曲县上村社首张际宗，以天主教徒“白耀、张纯、张世智、张世仁、张泰和等紊乱旧规，将应摊差务钱文硬抗不出，具控到县”。同年7月，山西凤台县天井关村，有村民加入天主教后，“求免社中献戏焚香等钱文”，结果被社首告发，“锁拿到案”。同年7月，山西凤台县闫村的李祥太，以加入天主教为由，拒纳戏钱，被社首常法善“率领百有余人”，“拖入庙，勒令罚钱百千文修庙唱戏”。同治9年(1870年)3月，山西归化的村民贺选，因为拒付分摊的戏钱3200文，与姐夫王玉发生纠纷，最后纠集数十名天主教徒，将自己姐夫打成重伤。光绪21年(1895年)7月，山西寿阳县的教民张乾元，“因摊演戏钱文，与社首邢聋三等涉讼”。
区区一笔戏钱，为何惹得村人互相反目？
强龙不压地头蛇
档案里频频出现的“社首”，近似村长，也叫“村头”、“纠首”，或“会首”。管村长叫“社首”或“纠首”，是山西特色，源自当地的演戏酬神。
原来，山西十年九旱，灾祸不绝，村民为保平安，演戏酬神，风气甚浓。当时科学不发达，大家靠天吃饭，演戏酬神，于政府与村民皆为大事。同代山西人刘大鹏，他的《退想斋日记》就记载了太原县的迎神活动：“远近人民，全行赴县，踊跃聚观，老少妇女，屯如墙堵，农夫庶众，固不足论，而文人学士，亦皆随波逐流。”他的父亲，担心闹饥荒，劝说大伙筹钱建粮仓，无人吱声，但一说到演戏酬神，都踊跃出钱。
太频繁的灾荒，使村民迷信神祗的保佑，胜过人力的经营。而祭神与演戏二合一，既保平安，又得娱乐，何乐而不为呢？演戏，就得请戏班；请戏班，就得村民出钱。谁来张罗呢？当然是村里的能人，久而久之，这些人被称为“社首”或“纠首”，再后来，就成了“村头”。社首等于纠首等于村长，就这么来的。
操办演戏酬神，起初或许是苦活，但办着办着，就成了获利甚丰的事情，渐渐被村里的强人攫取。各村社首，假借各种名义，摊派钱粮，“藉演戏种种不急之务，倍三倍五，任意横摊”。他们“唯利是图”，“贪婪龌龊，鱼肉村众”，把整个村子当作自家财库，从村民身上搜刮的钱粮，比政府摊派的税费多好几倍。好端端一个酬神演戏，居然变成了“病民之一大端”，“最恶之习”。
光绪9年(1883年)，嘉兴人朱采出任山西汾州知府。此公嗜好剑术，嫉恶如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能吏，颇有作为。不过，这个“强龙”一上任，便遇到了棘手难题，那就是如何对付乡村的“地头蛇”——“社首”。
各县的村民纷纷告状，控诉社首的敲诈勒索。朱采大怒，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打击。比如，要求各村一年换一次社首，不得连任；要求村里清理财务账目，“诸款签驳核算”；要求“村费有定数，演戏有定章，年终有清单”，一切费用向村民公布；甚至要求如无必要，严禁演戏酬神，等等。
朱采说，原先的“纠首”，据说都“老成历练、正派有声”，“由众推举”(即“村民直选”)，最近几十年，“正人渐引而去，而豪滑之交结官吏者多以充当”，变成了坏人当道。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他认为，这跟官府有关。官员只管收税，不问村人疾苦，对村长“遇之若奴隶，呼叱吩咐外，无一言之问，一事之询，甚者求一面而不得。”这样的村长，正派人谁愿当？结果，官府选中的，自己也愿当的，尽是追名逐利的强人。
按理说，社首是“村民直选”(晚清叫“公举”)的，一年一换。但这些强人使尽种种伎俩——包括现在说的“买票”，死死霸住社首的位置，“积年霸充”。有的搞世袭，“兄终弟及，父死子继，视为传家事业”。有的合伙把持，彼此换着做。晚清的山西，“由众公举”的村民直选，最后选出来的，竟是一批无法无天的强人。
这些人跟衙门建立了关系网，“结党树恩”，成了村里一霸，“恃其衙门熟悉，线索灵通，吊殴捆送，视为寻常”。原先演戏酬神，自愿交钱，现在成了变相摊派。不交？那就私刑拷打，看你交不交。村民“吞声忍气，无可如何”。管芳一伙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殴打管祥、杨天资等，便是社首一手遮天的典型。
村子越富，社首越凶，“棍徒聚集，皆以村民为鱼肉”，穷村反倒好一些。不少村民惨被剥削，不得不卖房抵债，甚至“弃产流亡”，干脆跑到外地当佃户。
弃产流亡的，毕竟是少数，走不了的，怎么办？不交钱，不可能。从情理来说，也不通，演戏就是酬神，酬神是为全村求平安，你不看戏可以，不交钱而白白享受神的保佑，合理吗？而且，村里人熟，彼此瞅着，一人不交钱，其他人就会不交钱。利益当头，社首岂肯自断财路？对不交钱的村民，他们得杀一儆百，不能客气，“私设公堂，吊打勒罚”。
虽然朱采摆出强龙的姿势，三令五申，但私下里，他给老上级李鸿章写信，承认这种社首当权的局面，几乎“牢不可破”，一有机会，必然“故态复萌”。
外来势力激化内部矛盾
朱采的话，不全对。“牢不可破”的局面，还是被打破。打破者不是别的，正是鸦片战争后重新传入山西的基督教会。受不了社首敲诈勒索的村民，“投身天主、耶稣各教，以避其烦扰重摊之害”。
教会，本就是来传教的，当然乐于招募教民。而且，基督教最反感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在传教士们看来，演戏酬神，实为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罪大恶极。再有，社首们利用演戏酬神敛财，纵容他人在演戏时期开赌场，劣迹斑斑。传教士们也看在眼里：“绅社人等滥用分肥，多于戏价两三倍；阖村接待亲朋之肴馔，妇孺衣服簪珥之装饰，又多数十倍；更可恶者，演剧之场必有赌棚数十处，每棚有数十人之费用，此等匪徒每到一村，必与绅社人等以一定之棚价，绅社人等利其棚价，遂任其害人子弟，耗人资财，是以演剧不过数日，至令人民终年困穷。”
于是，传教士们以严禁偶像崇拜为由，支持教民不为演戏酬神交钱。在教民看来，不交钱，理由很充分：我们不看戏，所以不交钱，不可以吗？我们是基督徒，当然不用祭你们的异教神。但在非教民看来，教民交钱，理由也很充分：你们不交钱，却白白享受我们花钱演戏酬神带来的风调雨顺，这不是占便宜吗？社首就更愤恨了，教民不交戏钱，伤害的不仅是演戏本身的利益，更包括他们的权威、资源与尊严。由此，教民的不交戏钱，实际上，严重破坏了整个村庄内部的团结与协作。
由此一来，以教会、教民为一方，以社首、村民为一方，产生了矛盾。双方都有理。至于“大道理”背后的“小利益”，表面上是说不清了。交戏钱，成了教民与非教民、教会与社首冲突的一个“前沿阵地”。闹到最后，只剩下两条路：一条是上诉官府，一条是民间解决。两条路，社首与村民都走了。
官方的儒家与基督教会，针锋相对，但在反对怪力乱神方面，倒很一致。明清官府禁止演戏、禁止淫祀的告示，数不胜数。破除偶像、反对演戏，本是儒家的家常便饭，更何况还摊上一个惹不得的洋教？
在传教士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咸丰11年(1861年)11月下令，唱戏酬神这些事，不得勒派教民出钱。山西地方政府更绝，干脆严禁村民演戏，釜底抽薪。朱采就发了一篇告示《示禁偶像看棚》，还有好几篇告示，口气没那么强硬，但再三强调“酬神敬神不必定须演戏”，“村众所不愿者，即不应恃势强演”，“不得强演强派”。少演戏，少麻烦，不演最好，这是官府的对策。他们牺牲掉的是村民的娱乐与安全、社首的权威与利益。
问题是好好的戏，演了几百年，怎么就不让演了？地方政府也觉得说不过去：“此等情事，不过乡社常规，并非要务。民间习以为常，二百余年，并无异说。今传教士必强为改变，希图见好乡愚，未免多事。”不演戏，怎么酬神？不酬神，老天降灾怎么办？村民们当然想不通，社首更愤恨不已。官府不肯解决，他们便自己解决，那就是强逼教民交戏钱。前面出现的一幕幕冲突，便是由此而来。事情闹大后，传教士告到官府，官府柿子捡软的捏，偏袒教会，惩罚社首。处理不公，这就更埋下了怨恨。
村庄的“内部矛盾”，由此演化为“民教矛盾”，或曰“国际矛盾”。
这个矛盾，拖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因为山西旱灾，再加上官府纵容，顿时如烈火一般蹿出水面。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村民与教民彼此攻杀，远比他省惨烈，此为一大原因。山西传教士敦崇礼就坦承：“去年山西仇杀教中人，如此之惨，且多因平日教友不肯出演剧敬神之费，致干众怒，故演剧亦为山西仇教祸根。”
看戏出钱，今日看来微不足道的枝节，晚清却是搅动山西乡村的大事。它搅动各派势力，引发长达数十年的怨恨，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互相残杀的大惨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