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西的村民在各種勢力的脅迫下求生，由當地富有特色迷信、崇拜文化形成的村莊治理模式，腐敗而媚外的清政府已無法解決。村裡社首和政府官員互相勾結，魚肉人民。
而當國外傳教勢力到來後，這種村治模式受到沖擊，各方利益受損。村民為各方勢力所用，在複雜的局勢中，各種沖突集中成排外力量，不斷引發村民和教民的鬥争，一直延續多年。最終在義和團這股被清政府利用、盲目而非理性的愛國排外力量到來時，發生了比其他地方更為慘烈的仇殺。
一筆戲錢引發的慘禍
光緒7年(1881年)3月，山西省大同縣榆林村，爆發了一起村民沖突，事情雖小，最後卻驚動了當時的山西巡撫。
事情是這樣的：榆林村的村民紀連昌、管祥、楊天資等，以已經加入天主教為由，拒絕繳納村民分攤的演戲費用，跟其他村民發生沖突。這年3月3日，社首管芳帶領一批人馬，到紀連昌、管祥等家索要戲錢，要不到錢，就百般打罵。打罵完後，他們還是不甘心，又闖到管祥家。管祥不在，懷孕的妻子在，說：“我們不交戲錢。”管芳他們就“強取其糧食物件”，其妻阻攔，被暴打一頓，直至打到流産，“昏迷在地”。
第二天，管祥跑到縣衙門報官，沒告成。管芳見他無功而返，又于初八率人到楊天資家索要戲錢，還是要不到錢，又把楊天資打了一頓。然後“阻攔管祥、楊天資兩家門戶，不容人畜出入，謀絕水火”。
4月14日，縣衙門審理此案，也不叫管芳這批被告去，隻把楊天資叫去，問：“楊天資，你是何國人？”楊天資答說：“小的是清國人。”官說：“你既然是清國人，為什麼你要随洋鬼子反叛？你們盡是反叛。村中問你們要戲錢，你們就是不出。是以打你們，你們還敢告狀……你們一定該出戲錢，若不出戲錢。不準你們在清國住，出外國去！”
事情鬧大後，管芳他們還不罷休。5月4日，管芳他們“縱放馬匹五頭，踏食紀連昌草麥半畝有餘”；8日，把紀連昌家的莜麥割了六七分。
7月12日，“将管祥豆禾割去二三分，又将看家雞犬暗害三個。”15日，又逼楊天資要戲錢，楊還是不肯出。于是把楊家的門打壞，“複将楊天資揪住，擲入水坑内，七十老漢受此苦辱”，“其三子見其父就要淹死，硬發大膽跳入水坑救出。管芳等率領二子各執刀棍，登門大罵”……
這件事記載于清政府總理衙門的《教務教案檔案》中。細讀此檔案，就會發現此類事在山西頻頻發生，延續了幾十年。
鹹豐11年(1861年)5月，山西陽曲縣上村社首張際宗，以天主教徒“白耀、張純、張世智、張世仁、張泰和等紊亂舊規，将應攤差務錢文硬抗不出，具控到縣”。同年7月，山西鳳台縣天井關村，有村民加入天主教後，“求免社中獻戲焚香等錢文”，結果被社首告發，“鎖拿到案”。同年7月，山西鳳台縣闫村的李祥太，以加入天主教為由，拒納戲錢，被社首常法善“率領百有餘人”，“拖入廟，勒令罰錢百千文修廟唱戲”。同治9年(1870年)3月，山西歸化的村民賀選，因為拒付分攤的戲錢3200文，與姐夫王玉發生糾紛，最後糾集數十名天主教徒，将自己姐夫打成重傷。光緒21年(1895年)7月，山西壽陽縣的教民張乾元，“因攤演戲錢文，與社首邢聾三等涉訟”。
區區一筆戲錢，為何惹得村人互相反目？
強龍不壓地頭蛇
檔案裡頻頻出現的“社首”，近似村長，也叫“村頭”、“糾首”，或“會首”。管村長叫“社首”或“糾首”，是山西特色，源自當地的演戲酬神。
原來，山西十年九旱，災禍不絕，村民為保平安，演戲酬神，風氣甚濃。當時科學不發達，大家靠天吃飯，演戲酬神，于政府與村民皆為大事。同代山西人劉大鵬，他的《退想齋日記》就記載了太原縣的迎神活動：“遠近人民，全行赴縣，踴躍聚觀，老少婦女，屯如牆堵，農夫庶衆，固不足論，而文人學士，亦皆随波逐流。”他的父親，擔心鬧饑荒，勸說大夥籌錢建糧倉，無人吱聲，但一說到演戲酬神，都踴躍出錢。
太頻繁的災荒，使村民迷信神祗的保佑，勝過人力的經營。而祭神與演戲二合一，既保平安，又得娛樂，何樂而不為呢？演戲，就得請戲班；請戲班，就得村民出錢。誰來張羅呢？當然是村裡的能人，久而久之，這些人被稱為“社首”或“糾首”，再後來，就成了“村頭”。社首等于糾首等于村長，就這麼來的。
操辦演戲酬神，起初或許是苦活，但辦着辦着，就成了獲利甚豐的事情，漸漸被村裡的強人攫取。各村社首，假借各種名義，攤派錢糧，“藉演戲種種不急之務，倍三倍五，任意橫攤”。他們“唯利是圖”，“貪婪龌龊，魚肉村衆”，把整個村子當作自家财庫，從村民身上搜刮的錢糧，比政府攤派的稅費多好幾倍。好端端一個酬神演戲，居然變成了“病民之一大端”，“最惡之習”。
光緒9年(1883年)，嘉興人朱采出任山西汾州知府。此公嗜好劍術，嫉惡如仇，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能吏，頗有作為。不過，這個“強龍”一上任，便遇到了棘手難題，那就是如何對付鄉村的“地頭蛇”——“社首”。
各縣的村民紛紛告狀，控訴社首的敲詐勒索。朱采大怒，采取各種措施加以打擊。比如，要求各村一年換一次社首，不得連任；要求村裡清理财務賬目，“諸款簽駁核算”；要求“村費有定數，演戲有定章，年終有清單”，一切費用向村民公布；甚至要求如無必要，嚴禁演戲酬神，等等。
朱采說，原先的“糾首”，據說都“老成曆練、正派有聲”，“由衆推舉”(即“村民直選”)，最近幾十年，“正人漸引而去，而豪滑之交結官吏者多以充當”，變成了壞人當道。為何發生這樣的變化？他認為，這跟官府有關。官員隻管收稅，不問村人疾苦，對村長“遇之若奴隸，呼叱吩咐外，無一言之問，一事之詢，甚者求一面而不得。”這樣的村長，正派人誰願當？結果，官府選中的，自己也願當的，盡是追名逐利的強人。
按理說，社首是“村民直選”(晚清叫“公舉”)的，一年一換。但這些強人使盡種種伎倆——包括現在說的“買票”，死死霸住社首的位置，“積年霸充”。有的搞世襲，“兄終弟及，父死子繼，視為傳家事業”。有的合夥把持，彼此換着做。晚清的山西，“由衆公舉”的村民直選，最後選出來的，竟是一批無法無天的強人。
這些人跟衙門建立了關系網，“結黨樹恩”，成了村裡一霸，“恃其衙門熟悉，線索靈通，吊毆捆送，視為尋常”。原先演戲酬神，自願交錢，現在成了變相攤派。不交？那就私刑拷打，看你交不交。村民“吞聲忍氣，無可如何”。管芳一夥人如此肆無忌憚地毆打管祥、楊天資等，便是社首一手遮天的典型。
村子越富，社首越兇，“棍徒聚集，皆以村民為魚肉”，窮村反倒好一些。不少村民慘被剝削，不得不賣房抵債，甚至“棄産流亡”，幹脆跑到外地當佃戶。
棄産流亡的，畢竟是少數，走不了的，怎麼辦？不交錢，不可能。從情理來說，也不通，演戲就是酬神，酬神是為全村求平安，你不看戲可以，不交錢而白白享受神的保佑，合理嗎？而且，村裡人熟，彼此瞅着，一人不交錢，其他人就會不交錢。利益當頭，社首豈肯自斷财路？對不交錢的村民，他們得殺一儆百，不能客氣，“私設公堂，吊打勒罰”。
雖然朱采擺出強龍的姿勢，三令五申，但私下裡，他給老上級李鴻章寫信，承認這種社首當權的局面，幾乎“牢不可破”，一有機會，必然“故态複萌”。
外來勢力激化内部沖突
朱采的話，不全對。“牢不可破”的局面，還是被打破。打破者不是别的，正是鴉片戰争後重新傳入山西的基督教會。受不了社首敲詐勒索的村民，“投身天主、耶稣各教，以避其煩擾重攤之害”。
教會，本就是來傳教的，當然樂于招募教民。而且，基督教最反感異教徒的“偶像崇拜”，在傳教士們看來，演戲酬神，實為徹頭徹尾的“偶像崇拜”，罪大惡極。再有，社首們利用演戲酬神斂财，縱容他人在演戲時期開賭場，劣迹斑斑。傳教士們也看在眼裡：“紳社人等濫用分肥，多于戲價兩三倍；阖村接待親朋之肴馔，婦孺衣服簪珥之裝飾，又多數十倍；更可惡者，演劇之場必有賭棚數十處，每棚有數十人之費用，此等匪徒每到一村，必與紳社人等以一定之棚價，紳社人等利其棚價，遂任其害人子弟，耗人資财，是以演劇不過數日，至令人民終年困窮。”
于是，傳教士們以嚴禁偶像崇拜為由，支援教民不為演戲酬神交錢。在教民看來，不交錢，理由很充分：我們不看戲，是以不交錢，不可以嗎？我們是基督徒，當然不用祭你們的異教神。但在非教民看來，教民交錢，理由也很充分：你們不交錢，卻白白享受我們花錢演戲酬神帶來的風調雨順，這不是占便宜嗎？社首就更憤恨了，教民不交戲錢，傷害的不僅是演戲本身的利益，更包括他們的權威、資源與尊嚴。由此，教民的不交戲錢，實際上，嚴重破壞了整個村莊内部的團結與協作。
由此一來，以教會、教民為一方，以社首、村民為一方，産生了沖突。雙方都有理。至于“大道理”背後的“小利益”，表面上是說不清了。交戲錢，成了教民與非教民、教會與社首沖突的一個“前沿陣地”。鬧到最後，隻剩下兩條路：一條是上訴官府，一條是民間解決。兩條路，社首與村民都走了。
官方的儒家與基督教會，針鋒相對，但在反對怪力亂神方面，倒很一緻。明清官府禁止演戲、禁止淫祀的告示，數不勝數。破除偶像、反對演戲，本是儒家的家常便飯，更何況還攤上一個惹不得的洋教？
在傳教士的壓力下，清政府于鹹豐11年(1861年)11月下令，唱戲酬神這些事，不得勒派教民出錢。山西地方政府更絕，幹脆嚴禁村民演戲，釜底抽薪。朱采就發了一篇告示《示禁偶像看棚》，還有好幾篇告示，口氣沒那麼強硬，但再三強調“酬神敬神不必定須演戲”，“村衆所不願者，即不應恃勢強演”，“不得強演強派”。少演戲，少麻煩，不演最好，這是官府的對策。他們犧牲掉的是村民的娛樂與安全、社首的權威與利益。
問題是好好的戲，演了幾百年，怎麼就不讓演了？地方政府也覺得說不過去：“此等情事，不過鄉社正常，并非要務。民間習以為常，二百餘年，并無異說。今傳教士必強為改變，希圖見好鄉愚，未免多事。”不演戲，怎麼酬神？不酬神，老天降災怎麼辦？村民們當然想不通，社首更憤恨不已。官府不肯解決，他們便自己解決，那就是強逼教民交戲錢。前面出現的一幕幕沖突，便是由此而來。事情鬧大後，傳教士告到官府，官府柿子撿軟的捏，偏袒教會，懲罰社首。處理不公，這就更埋下了怨恨。
村莊的“内部沖突”，由此演化為“民教沖突”，或曰“國際沖突”。
這個沖突，拖到了義和團運動期間，因為山西旱災，再加上官府縱容，頓時如烈火一般蹿出水面。整個義和團運動期間，山西村民與教民彼此攻殺，遠比他省慘烈，此為一大原因。山西傳教士敦崇禮就坦承：“去年山西仇殺教中人，如此之慘，且多因平日教友不肯出演劇敬神之費，緻幹衆怒，故演劇亦為山西仇教禍根。”
看戲出錢，今日看來微不足道的枝節，晚清卻是攪動山西鄉村的大事。它攪動各派勢力，引發長達數十年的怨恨，最後演變成了一場互相殘殺的大慘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