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期间，女作家苏青可谓大名鼎鼎、风光无限，与著名作家张爱玲分庭抗礼，在上海的文艺界可谓呼风唤雨，而这一切都因为她找了个靠山，作为她坚强的后盾。这个靠山就是全国2号汉奸当时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
苏青丧失民族气节，找汉奸市长当靠山，和当下一些职业女性找贪官污吏当靠山如出一辙，结果可想而知是声名狼藉。
苏青（1914年-1982年），原名冯和仪，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浙江宁波人。
出生在书香门第，苏青的父亲出国留学回国后，曾一度做到自己开银行，后来因经营不善，银行倒闭，失业不顺心在家酗酒，经常打骂苏青的母亲，苏青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从小就觉得女性是弱势群体，受尽欺凌。
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在她19岁的时候考上了南京大学外语专业。在男尊女卑的家庭里，父母认为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所以就给苏青定下了一门亲事，这个男孩子还是苏青的高中同学。在他们大学刚入学不久，苏青就辍学回家结婚了。
结婚后苏青就接连生了四个女孩，婆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对苏青非常不满。苏青的丈夫李钦后是大少爷习性，律师的事业发展不好，不能挣钱养家糊口，于是家庭矛盾此起彼伏，为了钱经常大吵大闹。苏青找丈夫要一家老小的生活费时，丈夫非但不给，还给了苏青一耳光，扬言：“要钱没有，你自己有本事去挣！”有大少爷习性，成家后却没有大少爷的实力，养家养不起，没有担当，这样的男人被苏青遇上，也算是不幸。
苏青在这种不堪的生存条件下，还再接再厉又生了个儿子。丈夫无法依靠，为了养家糊口，苏青开始了写文卖钱养家的生涯。
苏青的丈夫不能担当养家的责任，还在外面出轨，勾搭邻居女人。被苏青发现后，坚定了离婚的念头。苏青搬离家里开始和丈夫分居。
苏青是比较有才气的，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从此苏青就在上海滩出名了，成为一名知名的女作家。
随着苏青的出名，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1943年，在当时上海伪政府和文联举办的联谊会上，众作家怂恿苏青，写一篇文章吹捧市长陈公博，苏青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吹捧陈公博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这样描写陈公博：“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
这样的描述发表出来，被市长陈公博看到后很是受用，本就很欣赏苏青才气的陈公博正需要笔杆子为他的伪政府宣传、助威，于是向苏青抛来了橄榄枝，聘请苏青给他当秘书。苏青碍于不不熟悉公务，只担当了机要员。
苏青这时的写作成果全面开花，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称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
苏青当时为了节省30%发行款项，自己亲自扛着书去街头贩卖。陈公博看到苏青这么卖力，说：“一个女人干嘛这么拼？”通过别人转给苏青一笔钱给她买房子，这样就促成了苏青和丈夫的离婚结果。
陈公博欣赏苏青的才气，又给了她拾万元进入出版界，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
陈公博还亲自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个刊物上的作家都是非常有名的，如：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刊物办的很成功，陈公博很满意，继续给苏青输送钱财。
因为撰文承谀上海市长的陈公博，被钦点了政府专员，也不用上班，每月照领一千大洋俸银。难怪坊间传言，苏青是陈大汉奸的地下妃子。上海纸张紧缺，她却能拿到陈的特批条子，非但如此，她也不掩人耳目，偏要穿着光鲜亮丽的旗袍坐在堆满板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
解放后移居到香港的作家姜贵对苏青比较了解。
姜贵在《我与苏青》中谈到苏青与陈公博，必是来自苏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说——
苏青的离婚，“原是陈公博怂恿促成的。”陈公博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对夫妻呢？自然本身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矛盾，这是不必说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他们自己方便。 苏青追随陈公博，最先的名义是“随从秘书”，“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谨防莫国康的毒手，她才改变主意。”莫国康作陈公博的“随从秘书”在前，为什么苏青来做要谨防毒手呢？当然不是工作上的竞争，而是夺宠与妒忌，这样就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其实就是陈公博与莫国康的关系。 苏青后来就市府专员之职，“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陈公博接见她，常在国际饭店某楼的一个房间。”抄到这里，基本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这样看来，苏青称赞陈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由于苏青与大汉奸陈公博的密切关系，苏青备受舆论压力，被骂作“文妓”、“性贩子”、“落水作家”、“汉奸文人”等。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侦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了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
1946年陈公博被捕，被执行枪决。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在书中对陈公博的死表示：
“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了，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啊。”
她还在为她心中的汉奸“主子”惋惜。
孔子《论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焉。”这句话被苏青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焉”。她在作品中毫无掩饰地大谈特谈性解放。作品内容大都为恋爱、婚姻、男欢女爱的内容，对时政、战争绝口不提。
一九四三年她开始连载自己的经典之作《结婚十年》，大受好评，创造了当时行业的一个传奇，但是也因为这本书里大胆谈性，她也因而得来个“民国文妓”的称号，这本书的内容里她还把她和胡兰成（张爱玲后来的丈夫）的风流韵事细节都写进去，虽说用了化名但谁一眼都看出真相。
“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虽然她努力寻觅一个温柔的归宿，却也意识到由于性别的差异，女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向社会问道：
“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她算不上漂亮，她也得不到男人的真爱，所以，她努力写文求得心理平衡。
她自己也当编辑，一本《天地》杂志办得红红火火。
“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
（苏青《做编辑的滋味》）胡兰成就是读了这上面发表的张爱玲的《封锁》，才成就了他们的一段情缘。
苏清和张爱玲本来因为工作关系，还有往来并且互相欣赏彼此。但是就因为苏青和胡兰成的不正当关系。她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私下里也在相互嫉妒、竞争着，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让她们惺惺相惜。“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张爱玲如是说。
俩人关系特别微妙。苏青当年举办文艺沙龙单单不请张爱玲参加，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中谈到了所有的朋友唯独不提苏青。
苏青背着汉奸的名号，在政治挂帅的解放初期，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同样有汉奸名号的张爱玲，解放初期去了香港转而去美国定居。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
1955年，她因涉嫌“胡风案”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半后出狱，之后，她失去了工作，为了生活在剧院守大门，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她疾病缠身，身患多种疾病，肺结核，哮喘，糖尿病等，却无钱看病，不得已只好向自己的至亲骨肉们求助，而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
这真是应了她说过的似是无心的一句话：“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面对亲人的无情，她闭门谢客，任由身体继续恶化，也不医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说，“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对生活已经失望，惟一希望的只是快快死去。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综上，贫困不幸的婚姻把苏青逼上了职场，在卖文求生的过程中，丧失民族立场，上了伪政府汉奸市长的贼船。在破裂的婚姻关系中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写文倡导性解放。这一步一错的节奏为她的后半生布下了雷区。
但凡有权色交易的人，在人格上就谈不上独立。但凡丧失了民族立场的人，在人民面前始终抬不起头。女人追求独立的道路是艰辛，但不能迈错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