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湖南省吟诵学会会长、中国吟诵学会终身理事、古典诗词研究者、诗人、湖湘吟诵代表人物史鹏先生于2019年7月17日在长沙去世，享年94岁。新湖南刊发黎琨一文，追思史鹏先生。
文丨黎琨
7月16日下午，接到电话，得知史鹏先生新近编了一本诗选，将配以吟诵出版。电话那头，史老的声音并没有任何异样。我知道先生身体不好，只是逊谢寒暄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没想到这是和史老最后一次联系。
当7月17日晚，收到讣告时，我真不太敢相信，或许冥冥中史老在和我们告别吧。我第一次拜谒史老，应该是在一九九七年。当时湖南师大的陶先淮教授带我参加嘤鸣诗社的例会，印象中是在天心阁附近的一个小会议室。我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拿着几张打印了习作的纸张，诚惶诚恐，一一听着陶教授为我介绍在座的诸位诗坛耆宿。坐在长条桌尽头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声音洪亮清晰。他接过传阅到他手中的习作，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左手在桌沿轻轻拍着节拍。突然顿住，说：好句！等到全部读完，老先生站起来，拉着我的手，用我现在还印象清晰的非常真挚的语气说：“写得很好啊，欢迎你加入嘤鸣诗社。”
陶教授后来告诉我，这位史鹏先生，是嘤鸣诗社的组建者之一，嘤鸣诗社和湖南诗协的精神领袖。
那几年，我参加了嘤鸣诗社的大部分活动。每次，史鹏先生总要把我拉到身边，问最近有什么诗作，待我呈上阅毕，先生总是肯定多于批评。他说，你们年轻人，要接我们这伙老人的班，你们不接班，传统诗词就没有人继承了。他说，年轻要担起担子，诗社的事务，多参与进来。大概入社没两年，在史老和另外几位老先生的倡议下，我和贺迎辉兄、张道华兄加入了嘤鸣诗社社刊的编务工作，先生甚至力荐我为诗社社刊的执行主编。没多久，在嘤鸣几位老人的推荐下，我和贺、张二兄成为了湖南诗词协会的理事。
但我那时候工作实在太忙，又疏懒成性，湖南诗词协会的活动，几乎不去参加。终于让协会的其他人员感到不满，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撤销我们的理事职务。后来我听迎辉兄说，史老在会议上发火了。他说，你们要把这几位年轻人开除，那我也不干了。事遂寝。
虽然我和迎辉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符合史老的脾气和性格。他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对年轻人永远爱护提携，从不用长辈的语气和我们说话，也不让我们持弟子礼，他甚至都不呼我们为小友，而是把我们当朋友看待。他又是极为谦逊的老者，有一次，对我说，我的诗写得不好、学问也不够，我有一位连襟，其才学远胜于我，我为你介绍，可以多去请益。史老说的，是湖南师大退休老教授、曾担任过薛岳秘书的何泽翰先生。某次诗会上，史老拉着我到一位老人面前，说，这位便是我说的何申甫先生。何老显得很矜持，会场上没有多聊，后来我在师大二里半附近开了家书店，与何老为邻，曾登门请益，先生其实也是极为和善的老人，他甚至打开线装书橱，让我借阅。
当时嘤鸣社二史，一位史穆先生，一位史鹏先生。兄弟二人俱有高名，时人拟之为元方季方。又同样为诗社的生存殚精竭虑。当年的嘤鸣诗社为一纯粹的民间组织，既无收入来源，也无官方支持。要出刊物，只能靠编委会的社员凑款或者诗友赞助。连每月一次的例会都屡屡变更地址。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位老先生找到了门路，在西长街的一家破旧旅馆开了一次会。水产市场就在楼下，鲍鱼之肆，其味可知。十多位带着鸭舌帽的老先生和一两位青春少年，在旅馆的房间里聊诗词，为出刊的经费发愁。这时候我才知道，社刊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是由史穆先生赞助的。史穆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润格很高。他说，凡属诗社社员介绍过来的“业务”，一律对折，润笔不用交给我，直接交诗社财务。每次到诗社经费出现困难，穆老必定慷慨解囊。史鹏先生为弟，对兄长极为尊重，虽然身为嘤鸣社组建者，但和穆老说话，总用征询的语气。
渐渐耆宿凋零，史鹏先生也年事已高，开始淡出了嘤鸣诗社。诗社由另外一班人接收，我也几乎不再去参加活动。但和史老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住公路局宿舍，偶尔会去探望一下先生。他总是要留下我吃饭，问问我的书店生意和家庭情况。有一次我带着才五岁的儿子去看望史老，史老听完郁文背诵了几首长诗之后，拊掌大笑：“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他问我：“你书店有燕山外史吗？这是一本奇书，你可以读读。”又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作吗？”
我答不上来。这些年，忙于书店的杂务，几乎没有再动过笔了。虽然在我心中，旧体诗永远都是最爱，但已经无法再写出像样的诗作了。我很惭愧，年轻时热爱诗歌，得到史老这样乐于说项的老先生的青眼加顾，却没有达到他的期望，终于被琐碎无聊的生活磨平了棱角，失去了激情。
愧对史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