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江州德安人”辩证夏竦“江州德安人”辩证重庆 夏庆瑜

夏竦(公元985—1051年)，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登贤良方正直谏科，北宋名臣，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封英国公，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改封郑国公，谥文庄公。一生著述颇丰，其长孙夏伯孙组织汇编成集，曰《文庄集》。

一、有关夏竦祖籍及生长地的史籍记载

夏竦本人文庄集中《上晁迥舍人书》载：“伏念某生长闾巷，结发事师，抱六经知谈仁义，执刀笔知为纪述，先哲之行，从政之事，虽失其具体，而得其枝叶，其如恓恓京辇间，困于尘埃。”

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夏竦葬于许州阳翟县三封乡洪长之原，仁宗诏王珪(公元1019—1085年，仁宗庆历二年即公元1042年进士科榜眼)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载：“公讳竦，字子乔，姓夏氏，其先九江人。”又载：“始以孤童，朅来京师。”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建昌南丰人，仁宗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进士)逝后，部分遗著经人整理汇编为《隆平集》，其卷十一载：“夏竦，字子乔，江州人。”

李焘(公元1115—1184年，四川眉州人，南宋高宗绍兴八年即公元1138年进士)于孝宗隆兴元年至淳熙四年(公元1163—1177年)间，分四次上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卷六十五载：“竦，德安人。”

晁公武(公元1105—1180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即公元1132年进士)《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别集类《夏文庄集》条下，按曾巩、李焘著述所载而录：“右皇朝夏竦子乔，江州德安人。”

后来南宋至元代文人，多承袭曾巩、李焘、晁公武“江州德安人”之载。

元顺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按曾巩、李焘、晁公武等宋人记述修成的《宋史》列传四十二中载：“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

明万历年间郭正域(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进士)校勘《韵经》并提序载：“梁吴兴沈约撰类，宋会稽夏竦集古，明宏农杨慎转注，江夏郭正域校。”

二、对夏竦“江州德安人”的质疑

第一，夏竦本人《文庄集》及宋敏求、江邈先后撰《序》中，并无一处提及夏竦与江州德安之间的关联。

第二，夏竦文庄集《上晁迥舍人书》中明确记载：“某生长闾巷，结发事师……其如恓恓京辇间，困于尘埃”。闾即里巷之门，巷者城中胡同。闾巷指民间里巷，古时五户为邻，五邻为里，因此，这里的闾巷是指城市中数十户平民聚居的胡同。夏竦生长在北宋京城开封平民小巷，少时无奈孤寂地生活在达官贵人车辇喧嚣之中，象尘埃一样渺小困顿。如果夏竦生长在江州德安乡下，他本人就不会记述为“生长闾巷”，而应该是“生长乡曲”或“生长僻壤”，更不可能“其如恓恓京辇间”。

第三，夏竦文庄集《谢起复知制诰表》载：“适属咎积私门，悲缠陟屺，爰扶旅榇，远泛重江。四海无家，指都畿归葬。”又《谢皇太后表》载：“果由谴累，出守藩条，奔走九年，既无替日；艰难六郡，敢望于生还。爰属偏亲，奄终暮齿，式尊命制，归葬近畿。”说的是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夏竦在洪州任上，母亲病逝于洪州，因四海无家，于是只得伴扶客死他乡母亲的灵柩，远涉重重江河，归葬于京城开封周边。“归葬”一词，足以说明夏竦父母家在开封。如果说夏竦生长在江州德安，六亲故戚应该多在德安，洪州距德安甚为近便，竦母去世后，夏竦为何不将其母就近归葬于德安故土？“四海无家”更直接表明：除京城开封以外，其他任何地方(包括洪州附近的德安)都没有家宅产业及家人近亲。

第四，王珪奉诏所撰《夏文庄公辣神道碑铭》载：“公讳竦，字子乔，姓夏氏，其先九江人。”这是的“先”指祖先（先祖），从古代科举考试必须填写曾祖、祖父、父亲名讳和追赠将臣先代仅止于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较近先辈的体例来看，祖先应指高祖及以上较早先辈。由此可以推断，夏竦曾祖、祖父、父亲较近先辈并不生活在九江，夏竦何为“江州德安人”呢？如果说夏竦生长在九江，王珪所撰碑铭就应该是：“公讳竦，字子乔，姓夏氏，九江人”，而不应该是“其先九江人”。并且，王珪在碑铭中“始以孤童，朅来京师”之载，也说明夏竦原本就是一个往来于京城中的孤寂儿童。王珪在《夏文庄公辣神道碑铭》中，并无一处提及夏竦与江州德安之关联。

第五，我国历史上存在官员回避制度，唐朝官员任职必须地域回避，官员的籍贯与就职辖域不得相同或接邻。宋承唐制，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更加完备。夏竦在仁宗天圣年间曾任职洪州知事，而江州德安与洪州接邻，有违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因此，夏竦并不是江州德安人。

第六，夏竦“江州德安人”源自宋人逻辑错误。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载有夏竦“其先九江人”，而宋时江州在隋大业三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07—621年)曾更名为九江郡，江西南丰人曾巩根据王珪撰铭中的“其先九江人”，认为夏竦是江州人了。又因南宋时江州德安境内居有夏氏一族，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创谱中载有夏竦世系，距曾巩百余年后的李焘得知，就以为曾巩所说江州人夏竦出自德安夏族。用形式逻辑学来讲，他们进行了一个三段式推理：曾巩根据王珪“其先九江人”，认为九江就是江州，因此其(夏竦)为江州人。李焘不仅承袭九江就是江州，而且依据德安夏族谱牒载有夏竦世系，进而推断其(夏竦)为德安人。这里犯了两个逻辑错误：（1）曾巩把大前提中“其先”概念变换成了结论中的“其”，（2）李焘还进而把小前提中的江州等同于德安。既然逻辑推理中存在偷换概念和小前提错误，当然推论“其为江州德安人”就不能成立。

三、夏竦“其先九江人”之九江指以寿春为治的古汉九江郡

中国古代先后曾经存在过“九江”这一行政域名。但自唐初至元代后期并不存在九江行政域名，现在的九江域名是元末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才改江州路为九江府。因此，北宋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中所称“九江”，应该是借古道今之习俗称谓。

中国古代九江行政域名有秦汉九江和隋九江之分。

秦汉九江：战国末期秦国于公元前223年攻占楚都寿春，公元前222年攻占荆楚江南之地，于楚地置九江、长沙、会稽三郡，九江郡治寿春，辖今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分天下三十六郡，九江郡辖域缩至长江以北，治仍在寿春。经西汉、东汉至曹魏，九江郡辖域逐渐缩小至安徽中部淮河以南至巢湖一带，多数时间治仍在寿春。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废九江郡为淮南郡。秦汉九江历四百四十余年之久，人文历史印迹广泛而深厚。

隋九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江州为九江郡，治浔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九江郡复为江州。隋九江前后仅十四年而废，其间战乱频繁，人文历史印迹远不及秦汉九江深厚。

大唐立国后，并不沿用隋朝九江郡域名，废九江郡复为江州，治浔阳。五代十国及北宋沿用江州域名。作为唐代、北宋官方沿称“九江”域名，应是指存续时期悠久的秦汉九江，而非短暂存在的隋九江，以下四例可以佐证：一是《旧唐书》卷四十志二十地理三所载淮南道寿春、合肥、慎县、定远、钟离、乌江、历阳、全椒、清流等州县时，都记载为“汉县，属九江郡”；而载江南道浔阳时，虽陈述江州在隋时曾改称九江郡，但仍载浔阳为“汉县，属庐江郡”，而非“隋县，属九江郡”，可见当时对古地名的称谓，从汉不从隋。二是《宋史》真宗本纪载：“祥符八年十二月辛卯，皇子庆国公(名祯)封寿春郡(九江郡别称)王”，说明以寿春为治的汉九江是一个可封王号的郡国，而以江州为治的隋九江，并非一个可封王号的郡国。三是曾获封“九江郡开国公”的夏竦，在《寿州相公启》中载：“右，某伏念阃外之邦，宜严所守，弗当便道尊仰贵台。托身坱圠之均，早繄大庇之托。荧煌之坐，合谨彝仪恭惟（意为：寿州相公大人，我去京城之外任地方官员，应当严守所职，没能顺道去寿洲增益对你的敬仰。我以前受封九江郡开国公获浩荡奉禄，有皇恩庇护得以依托。荣耀的地位，完全应当恭谨地仪崇）。”可见，夏竦“九江郡开国公”封号中，其“九江郡”是指与寿州相关联的汉九江，而非与江州相关联的隋九江。四是宋朝一切官方文书涉及隋九江郡时，都称江州或浔阳，而不称“九江”。五是元代评书口传、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传》中，多处记载将犯人“刺配江州”，而非“刺配九江”。因此，北宋王珪奉诏所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中“其先九江人”之九江，应指以寿春为治的汉九江，而非以浔阳为治的隋九江。

四、郭正域“会稽夏竦”论释疑

唐末昭宣帝（哀帝）天祐年间，后梁与南吴在寿州、庐州间形成拉锯争夺，时居寿州的夏竦先祖为避战乱，沿淮河南迁至当时南吴镇治扬州附近的江南一带，夏竦近代先辈（曾祖昱、祖父奂）均生活在这里，其祖父奂曾出任南唐晋陵（现常州）尉，因仕不得志，退居于家，旋就近改投吴越，其父承皓生长在吴越，早年曾为吴越小吏。江南一带属秦汉会稽郡，以近代先辈生长于此，故郭正域在校勘《韵经》序中载“会稽夏竦”，应为合理。当然，郭正域也可能根据历史上公认的会稽为夏氏郡望而载“会稽夏竦”的。

综上所述，夏竦并非江州德安人，其祖先籍在以寿春为治的古汉九江郡地域，近代先辈生活在江南古会稽郡地域，其本人实际生长在当时宋都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