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北京需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戏剧品牌
——访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张先
作者：李方舟
张先，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协会副会长，文化部，教育部特邀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著作包括《剧本创作论要》、话剧作品《活着》（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等。曾获2003年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评论奖、2004年度中国曹禺戏剧评论优秀奖、2005年中国戏剧文学创作金奖。2011中国话剧金狮奖。
记者：您深耕戏剧文学多年，有大量著作问世，请问您是如何与这门学科结缘的呢？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其中是否起到了一些作用？
张先：我从1982年起就在中央戏剧学院从事戏剧方面的教学研究，至今已接近40年。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年龄和阅历并不意味什么，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关键在于要时刻关注整个戏剧行业的发展。
从我的角度来看，戏剧和北京的城市文化发展联系是十分紧密的，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几百年来北京都是我国的首都。首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全国文化的聚集地，戏剧活动是比较发达的。像过去京剧，也是在北京形成的这样一种全国性影响。5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文化系统开始提倡话剧，话剧的繁荣是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学院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剧场、剧团的建立为标志的。同时，我国还在北京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话剧人才培养基地，就是中央戏剧学院。可以说，中国话剧是在北京完成了整体的基础性建设，再辐射到全国的。到现在为止各地的剧团也仍然把来北京演出当做一种荣誉和认可，北京观众也是全国话剧观众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未来，首都北京还会在我国的戏剧发展中继续起着这样一种引领作用。
记者：网络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好的电影电视编剧，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张先：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就是教写作和编剧的，教的学生很多毕业后都在行内。从中戏戏文系毕业的编剧，像何冀平、王婉平、兰晓龙、申捷等等，也算是我国现在的金牌编剧了。
但是我可以理解观众说我们现在缺好的电影电视编剧，提出这种要求也很有道理。为什么？我认为首要原因是现在观众的眼光和素养确实高了。过去，我们的观众接触不到什么影视作品，标准相对是比较低的。现在生活好了，年轻观众对国外也比较了解，他们平时看到的都是国外最优秀的影视作品，跟这些作品相比，我们国内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作体制。拿影视行业来举例，事实上我们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很开放的，商业化程度也比较高，只要你拍得好，民营公司就愿意投资，电视台就愿意买。但是我们目前的投资人可能观念上还比较落后，对编剧这样一个行业不够尊重，一句台词，制作人可以改，导演可以改，演员也可以改，剧本可能就没法表达编剧原本的意图。然而事实上，我们看欧美同行，对编剧是很尊重的，如果要改台词，编剧是要去现场确认的。如果说电影还可以说是导演的艺术的话，电视剧可以说主要看编剧的水平，这方面影响就更大。
另外，影视作品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结果，我所知道的一些剧本，本来可以打90分，但是可能这里导演没拍好，那里演员没演好，或者哪里灯光、化妆差了些，于是最后拍出来，也就是60分。
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很多编剧就慢慢变成制片怎么说我怎么写、导演怎么说我怎么写，创作的热情也就下来了。这个问题，我想随着我国影视市场的逐渐成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我们的市场诞生一两部编剧有水平、又尊重编剧的“爆款”作品时，自然会引起行业内的思考和改变。
记者：现在我们有很多影评剧评app都在运用打分机制来评判作品的好坏，如果请您来为一部影视作品或者剧作打分，会从哪些方面来评判呢？
张先：我想现在的打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而并非创作领域内的事情。人们在互联网上的的赞成和反对，往往会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骂的人多了就有人出来说好话，说好话的人多了马上就有人跳出来“黑”，这样形成的分数，是无法正确评判一部影视作品的好坏的。
另外，我们现在每个软件都有一套自己的打分系统，算法又不透明，很容易被各方面操纵，从而误导观众，这就涉及一个公正客观的问题。而且人们的观赏目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进电影院就是为了哭一场，有些人就为了看大场面，这就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作为一个影视创作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作品，不要盯着豆瓣这些评分评论。
如果让我从专业角度来评判一部影片的话，我会主要关注这4个方面。第一，它应该是一部关于人的影片；第二，它应该是可以引起人们感悟的；第三，一部影片应该具有一个独特的视角，讲一个独特的故事；第四，需要有一些好的演员，确实承担了影片的人物角色。
记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文艺工作者，您认为我们当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
张先：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首要的是要讲好现在的中国，要把我们国家的主人放在我们创作的首要位置。我们国家的主人是谁？是人民，一部文艺作品，只有真正写出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普通教师的生活、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才是伟大的。我们应该展现的是每天在地铁里挤来挤去的老百姓的故事，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故事才能打动人，才能真正反映我们当今中国的精神与面貌。我们现在可能总想拍一些大片，拍一些英雄，这些题材很好，但是也要注意，不能跟风只拍这些,还是要做好现实题材的创作。
记者：您认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城市，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应如何更好地发展？
张先：当前，我们的剧团营收机制还不是很完善，主要依赖国家“输血”。在国外，一般来说，剧团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是靠票房，三分之一的收入靠艺术基金会或者企业的赞助，三分之一靠政府的补贴。政府会和剧团签订合同，要求剧团参与许多社会活动。比如香港的剧团为了拿政府补贴，就需要在演出的同时为周边的社区和学校提供戏剧治疗活动和戏剧辅导，还要去监狱和精神病院做义演，来帮助服刑犯人和病人做心理调节。同时，政府为鼓励企业对文化活动的支持，还会对赞助企业在税收方面有所优惠。
从专业角度，这些戏剧活动被称为“应用戏剧”，在纾解社会矛盾，提高公众文化素养等方面颇有成效。这方面我们国家起步比较晚，不过目前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我们系里有老师就在东城区社区某活动站针对保姆这一群体组织了戏剧的排演，将保姆们的日常活动、在雇主家的各种生活写成了剧本，很多保姆在演和看的过程中都有很深的触动，反响很好。后来，活动站还邀请保姆们的雇主也来看戏，双方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形成了有效地沟通。我觉得要北京要发展好戏剧，这方面要有能力做下去。
另外，我们需要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戏剧品牌。现在北京有北京青年戏剧节、有台湖影偶艺术周，国家话剧院还有一个原创戏剧节，规模都很大，也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演的剧目还不太精致，缺乏整体性的规划，能看到的世界顶级的戏剧并不多，这对我们自己戏剧水平的提升也是不利的。
再者，我们还是应该大力发展民营戏剧。北京现在就有不少民营的剧场，比如我们学校隔壁的蓬蒿剧场。作为一个民宅改造的小剧场，蓬蒿剧场仅能容纳100人，但是从2008年开始，这里一直在演出，现在每年可以演几百场，甚至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我想这些小剧场是北京戏剧活动的一个很好的线索，是蓬勃发展的缩影。北京有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院、保利、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大剧场，同样也需要蓬蒿剧场这样民间力量，只有民间的参与度高了，戏剧才能真正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