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話文化】
北京需要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戲劇品牌
——訪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張先
作者：李方舟
張先，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主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文學協會副會長，文化部，教育部特邀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個人著作包括《劇本創作論要》、話劇作品《活着》（改編自餘華同名小說）等。曾獲2003年中國文聯文學藝術評論獎、2004年度中國曹禺戲劇評論優秀獎、2005年中國戲劇文學創作金獎。2011中國話劇金獅獎。
記者：您深耕戲劇文學多年，有大量著作問世，請問您是如何與這門學科結緣的呢？北京這座曆史文化名城在其中是否起到了一些作用？
張先：我從1982年起就在中央戲劇學院從事戲劇方面的教學研究，至今已接近40年。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年齡和閱曆并不意味什麼，作為一名學者和教師，關鍵在于要時刻關注整個戲劇行業的發展。
從我的角度來看，戲劇和北京的城市文化發展聯系是十分緊密的，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幾百年來北京都是我國的首都。首都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是全國文化的聚集地，戲劇活動是比較發達的。像過去平劇，也是在北京形成的這樣一種全國性影響。50年代開始，我們國家文化系統開始提倡話劇，話劇的繁榮是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學院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劇場、劇團的建立為标志的。同時，我國還在北京建立了一個系統性的話劇人才培養基地，就是中央戲劇學院。可以說，中國話劇是在北京完成了整體的基礎性建設，再輻射到全國的。到現在為止各地的劇團也仍然把來北京演出當做一種榮譽和認可，北京觀衆也是全國話劇觀衆中最活躍的一個群體。
未來，首都北京還會在我國的戲劇發展中繼續起着這樣一種引領作用。
記者：網絡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好的電影電視編劇，關于這一點，您怎麼看？
張先：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問題，因為我就是教寫作和編劇的，教的學生很多畢業後都在行内。從中戲戲文系畢業的編劇，像何冀平、王婉平、蘭曉龍、申捷等等，也算是我國現在的金牌編劇了。
但是我可以了解觀衆說我們現在缺好的電影電視編劇，提出這種要求也很有道理。為什麼？我認為首要原因是現在觀衆的眼光和素養确實高了。過去，我們的觀衆接觸不到什麼影視作品，标準相對是比較低的。現在生活好了，年輕觀衆對國外也比較了解，他們平時看到的都是國外最優秀的影視作品，跟這些作品相比，我們國内确實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還有一個原因在于我們的制作體制。拿影視行業來舉例，事實上我們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是很開放的，商業化程度也比較高，隻要你拍得好，民營公司就願意投資，電視台就願意買。但是我們目前的投資人可能觀念上還比較落後，對編劇這樣一個行業不夠尊重，一句台詞，制作人可以改，導演可以改，演員也可以改，劇本可能就沒法表達編劇原本的意圖。然而事實上，我們看歐美同行，對編劇是很尊重的，如果要改台詞，編劇是要去現場确認的。如果說電影還可以說是導演的藝術的話，電視劇可以說主要看編劇的水準，這方面影響就更大。
另外，影視作品是一個團隊協作的結果，我所知道的一些劇本，本來可以打90分，但是可能這裡導演沒拍好，那裡演員沒演好，或者哪裡燈光、化妝差了些，于是最後拍出來，也就是60分。
在這樣一個體制之下，很多編劇就慢慢變成制片怎麼說我怎麼寫、導演怎麼說我怎麼寫，創作的熱情也就下來了。這個問題，我想随着我國影視市場的逐漸成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當我們的市場誕生一兩部編劇有水準、又尊重編劇的“爆款”作品時，自然會引起行業内的思考和改變。
記者：現在我們有很多影評劇評app都在運用打分機制來評判作品的好壞，如果請您來為一部影視作品或者劇作打分，會從哪些方面來評判呢？
張先：我想現在的打分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性行為，而并非創作領域内的事情。人們在網際網路上的的贊成和反對，往往會受到整體環境的影響，罵的人多了就有人出來說好話，說好話的人多了馬上就有人跳出來“黑”，這樣形成的分數，是無法正确評判一部影視作品的好壞的。
另外，我們現在每個軟體都有一套自己的打分系統，算法又不透明，很容易被各方面操縱，進而誤導觀衆，這就涉及一個公正客觀的問題。而且人們的觀賞目的是不一樣的，有些人進電影院就是為了哭一場，有些人就為了看大場面，這就很難給出一個統一的标準。作為一個影視創作人，還是要相信自己的作品，不要盯着豆瓣這些評分評論。
如果讓我從專業角度來評判一部影片的話，我會主要關注這4個方面。第一，它應該是一部關于人的影片；第二，它應該是可以引起人們感悟的；第三，一部影片應該具有一個獨特的視角，講一個獨特的故事；第四，需要有一些好的演員，确實承擔了影片的人物角色。
記者：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文藝工作者，您認為我們當下應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進一步增強國民的文化自信？
張先：我覺得講好中國故事，首要的是要講好現在的中國，要把我們國家的主人放在我們創作的首要位置。我們國家的主人是誰？是人民，一部文藝作品，隻有真正寫出了普通勞工的生活、普通教師的生活、基層公務員的生活，才是偉大的。我們應該展現的是每天在地鐵裡擠來擠去的老百姓的故事，是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樣的故事才能打動人，才能真正反映我們當今中國的精神與面貌。我們現在可能總想拍一些大片，拍一些英雄，這些題材很好，但是也要注意，不能跟風隻拍這些,還是要做好現實題材的創作。
記者：您認為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作為中國戲劇的領軍城市，目前還存在哪些不足？未來應如何更好地發展？
張先：目前，我們的劇團營收機制還不是很完善，主要依賴國家“輸血”。在國外，一般來說，劇團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是靠票房，三分之一的收入靠藝術基金會或者企業的贊助，三分之一靠政府的補貼。政府會和劇團簽訂合同，要求劇團參與許多社會活動。比如香港的劇團為了拿政府補貼，就需要在演出的同時為周邊的社群和學校提供戲劇治療活動和戲劇輔導，還要去監獄和精神病院做義演，來幫助服刑犯人和病人做心理調節。同時，政府為鼓勵企業對文化活動的支援，還會對贊助企業在稅收方面有所優惠。
從專業角度，這些戲劇活動被稱為“應用戲劇”，在纾解社會沖突，提高公衆文化素養等方面頗有成效。這方面我們國家起步比較晚，不過目前也有一些嘗試。比如我們系裡有老師就在東城區社群某活動站針對保姆這一群體組織了戲劇的排演，将保姆們的日常活動、在雇主家的各種生活寫成了劇本，很多保姆在演和看的過程中都有很深的觸動，反響很好。後來，活動站還邀請保姆們的雇主也來看戲，雙方通過這樣一個平台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形成了有效地溝通。我覺得要北京要發展好戲劇，這方面要有能力做下去。
另外，我們需要一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戲劇品牌。現在北京有北京青年戲劇節、有台湖影偶藝術周，國家話劇院還有一個原創戲劇節，規模都很大，也有一定影響力，但是演的劇目還不太精緻，缺乏整體性的規劃，能看到的世界頂級的戲劇并不多，這對我們自己戲劇水準的提升也是不利的。
再者，我們還是應該大力發展民營戲劇。北京現在就有不少民營的劇場，比如我們學校隔壁的蓬蒿劇場。作為一個民宅改造的小劇場，蓬蒿劇場僅能容納100人，但是從2008年開始，這裡一直在演出，現在每年可以演幾百場，甚至在國際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我想這些小劇場是北京戲劇活動的一個很好的線索，是蓬勃發展的縮影。北京有國家大劇院、國家話劇院、保利、梅蘭芳大劇院這些大劇場，同樣也需要蓬蒿劇場這樣民間力量，隻有民間的參與度高了，戲劇才能真正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