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催婚这事成了普遍现象，每个“上了年纪”的年轻人，几乎都会遭到长辈们日复一日的“亲切问候”。
一些老一辈人更是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封建礼教观念视作天经地义，认为这是祖宗之法不可违，年轻人中出现的不婚族，便被他们视做异端。
但这种 “天经地义”，立不住脚。早在明清，那个人们十五六岁便结婚生子的时代里，我国的不婚族便出现了。
这群别号“自梳女”、“乌衣队”的群体，在她们面临封建礼教压迫时，并未选择顺从，而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对抗这样的“天经地义”。
这群传奇女子的故事还要从那时的社会现状说起。
“三天打烂五条花木棍，四月跪烂九条绣花裙。”这首歌谣描述了封建婚姻中女子的艰难处境。
在古时，女子地位低下，只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便要失去自由。
面对如此情况，明清一些顺德女子站了出来，相约不嫁以做对抗。
这群女子便是自梳女。
古时女子出嫁，长辈会将其头发梳直，再挽成盘，以作嫁为人妇的象征。而自梳女们，则自行梳直头发，挽成少妇髻，再宴请乡里，当众立下此生不嫁的誓言。
自梳女敢如此行动，与明清时商品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明代时顺德纺织产业开始兴起，到了清代中后期，顺德丝织品出口更是为全省之冠。
在古籍《浙江通志》上有这么一段话：“明万历时嘉善县纺织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男妇或通宵不寐。”足见当时纺织业的火爆。
纺织产业的发展使得用工需求猛增，作为纺织业的主力军，女子在当时获得了稳定的岗位，据《顺德县志》记载，顺德纺织业巅峰时，容桂有丝厂十多家，而女工人数以万计。
物质独立让女子可以不再依赖他人生活。于是，一些女子选择成为自梳女，立下终生不嫁的誓言，以此避免婚后的悲惨处境。
县志记载，明末顺德一家纺织厂里有一千多名女工，其中八百多人都是自梳女。
即便经济独立，自梳女中也有被迫出嫁的，但她们有着一套应对方法——“不落家”。
自梳女被迫出嫁时，会穿好不易撕开的连体衣，并随身携带剪刀，以图洞房时让新郎不敢造次，附近其他自梳女也会将房间团团围住，只要女子高声求救，就会破门而入，以保万无一失。
如此熬过三天，女子便可用回门的理由离开夫家，虽然名义上还是夫家的媳妇，死后也可葬在夫家，但几乎不再和夫家联系。
清代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便遇到过“不落家”，自梳女的坚决反抗让屈大均只能一边哀怨“介推惟负母，弘景未归妻”，一边另娶小妾来传宗接代。
远离封建婚姻的自梳女们，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们自称姑婆，结拜为姐妹，一起住在自建的姑婆屋中，如家人般互相照顾，一同分担各类事务，平日除了做工养活自己，还拿工钱补贴娘家。
依靠自食其力，自梳女们不用如寻常女子般看他人眼色行事，享受着自己的自由。
但自梳女的自由，挑战了封建礼教的底线，这引发了人们的恐惧，于是形成了种种规定来压榨她们的自由。
当女子自梳立誓后，便终生不得反悔，即便遇见心仪者，也只能继续呆在姑婆楼里独自忍受，否则将遭到所有人的抵制。
电影《自梳》中，主角意欢为避免嫁给不喜欢的人而自梳，后面遇见良人只能偷偷在一起，意外怀孕后，更是拿铁丝来刮宫堕胎，若是被发现会被浸猪笼当众杀死。
即便自梳女没违誓，也要承受许多歧视。
在外做工抛头露面，会受到男人嘲笑，也会被同性挤兑。她们平时只能穿着黑灰衣服，打扮朴素，以示不为他人装扮，否则便会引来非议，所以她们也被称为“乌衣队”。
居住地更是男人的禁地，亲如父兄也不可踏入院门半步。
当自梳女年老时，则连入土的地方都很难寻到。终生未嫁的她们被视作不详，会影响风水，所以不能死在娘家埋入宗坟，连村庄附近的土地也不能用。
大多数亡故自梳女都由同伴处理，送入河流或者埋尸荒野，被称为“净女”。
其中一些自梳女会选择买门口，结阴婚，以图死后埋入他人墓地。
但这个过程，却充满屈辱，不但要花钱与死人结婚，而且还要遭受对方的盘问，直到对方心满意足，才能获得与死人结婚的资格。
之后更是要定期交钱问候，否则便会被赶出家门，失去入墓资格。自梳女受尽千辛，才得以换个“门口”。
在那个时代，自梳女们没能彻底逃脱封建礼教的压迫,但她们付用尽全力追寻自由的精神值得敬佩。
随着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自梳女慢慢成为历史。如今全国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自梳女，其中最年轻的都已临近百岁。
其中之一的梁洁元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去冰玉堂给长生牌上香。冰玉堂建在1948年，由南洋归来的自梳女们所建，让大家有个家。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长生牌上的姐妹们，一个个离去，曾经300多个名字，如今还在世的只余下12个，她们是中国最后的自梳女。
在梁洁元的回忆里，她们这些最后的自梳女，与前辈有着不一样的情况。
自梳女从明代起到清末民初在沿海一带都极为活跃，据县志记载，当时顺德女性四十万人，自梳女便超万人，同时收入也高于男性：“容奇、桂洲、大良一带，缫丝女工和童工日薪一元二毫至三毫，男工一元至一元余。”
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战乱导致沿海纺织业衰落，丝厂倒闭后，大量自梳女失业。失去经济来源的自梳女们只能另寻他路。
“当时打仗，日本人进村，我大哥吓破了胆子，死掉了，嫂子也去了香港做工，两个侄儿，一个4岁，一个6岁，我要是嫁人，父母带着两个孙子怎么办？”
在梁洁元的讲述里，她选择自梳的原因，一是要帮衬家人，二是对生育的恐惧，她母亲生了12个子女，活下来的不过4个。
“阎罗王和人就隔了一张纸，当时又没有剖腹产，难产死掉很多，听说生孩子也很痛苦，我就想不要嫁了不要嫁了，好多人来找我结婚，我说你走掉吧，我不嫁人。”
而另一位自梳女黄瑞云，则开玩笑的说自己当自梳女并非自愿：“我家两个妈，十一个姐妹，我排第五，爸爸说，以后分家产男的有，女的没有，那我留着干嘛？我靠自己，我走了，我跟八姑太（梁洁元）还不一样，她年轻时那么靓，好多人爱，为什么不结婚？有人爱就结婚啊，我是没人爱嘛，靠不了爸妈又没人要，那就当自梳女喽。”
村长黄松开则说：“当时农村家庭相似，多为收入少、子女多，我姑姑黄丽金，15岁就去了南洋，没有人反对她自梳，爷爷奶奶都愿意她去外面赚钱帮补家庭，不去赚钱，家里更困难，很多老人都这样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梳女们便纷纷涌入南洋，为自己、为家人求生存。自梳女大多没什么文化，去往南洋后，几乎都是从事女佣的工作。
谈及这段经历，梁洁元并未说太多自己的事，反而频频提起她们这批人中最亮眼的人物——欧阳焕燕。
欧阳焕燕曾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做了四十年的女佣，一手带大了他的孩子，所以常见于报端。
但梁洁元说道：“欧阳姑太一开始没在李光耀那，而是在陈嘉庚家里干活，干了9年，后面日军侵略新加坡，陈家回重庆，李光耀的妈妈请她去家里做工，她才和姐姐去了李家，一干就是40年。”
欧阳焕燕18岁时就自梳和姐姐去南洋做女佣。第一份工作是在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家里。陈嘉庚离开时，因姐姐还在新加坡，欧阳焕燕就未跟随离开。
之后受邀去到李光耀家中，欧阳焕燕便在此陪伴这家人四十余年，那时李光耀还是一名律师，远未到日后的显赫程度，大儿子也出生不久，没谁想到这孩子以后会成为总理。
在这40余年里，欧阳焕燕“负责凑仔（带娃），二姐煮饭”。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从蹒跚学步开始，由她一直照料到出国留学。欧阳焕燕与孩子们感情很好，接送时孩子都是跑过来挽着手，笑着叫燕姨，讲自己遇见的趣事。
欧阳焕燕也很喜欢这些孩子，将孩子们的喜好记在心里，常起早去买新鲜菜，让二姐为孩子们做好吃的饭菜。
当欧阳焕燕在回国后，李家的孩子也常常寄来礼物与信件问候，李玮玲曾在寄来的一张全家福后写到：您是我们成长岁月中美好的记忆，我乘此良机，向您说一声“谢谢”！
李显龙也曾托大使馆的人，专门送燕窝给她。现在欧阳焕燕家中依旧放着当时与李家人的各种合照。
对这最后一批自梳女而言，如欧阳焕燕这般将孩子带大并不少见，谈及自己的带娃经历，梁洁元说道：“第一个主人姓岑，一带就带三个孩子，带到他们长大成家，我带大的岑家女儿，结婚又生了儿子，也是我带。”
黄瑞云边听回忆边打趣道：“一般人问她做过什么，第一句话都是我带大了12个小孩，她说这句话时，本人是非常自豪的。”
回忆女佣经历里记忆深刻的事情，梁洁元谈到一次雇主孩子生病的事。
那个孩子突然全身发痒脱皮，梁洁元着急地到处找法子，最后才在一位老婆婆帮忙下解决，“她说这是胎毒，拿半斤腊梅花煮水洗澡就好了，我一试，真的好了，当时太吓人了。”
因为认真负责的品行，这批南下的自梳女很受雇主欢迎，梁洁元回忆：“主人家对我很好，他们吃啥我吃啥，出门喝早茶也喊我同去，我带过小孩有长大定居澳洲的，现在还回来看我，问我够不够钱花。”
谈了过往，在谈及脚下这座冰玉堂时，作为照管者的梁洁元颇为感慨：“世道不一样了，现在可以和家人一起住了，二楼以前全是姑婆们的床铺，现在都拆了，有的住自己的，有的和亲人一起，还有自己买屋住的，等闲时就来这喝茶聊天。”
梁洁元还表示，大家都签好了遗嘱，等都不在了就把这里捐出去。并感慨没有自梳女了是好事：“以后都没有了（自梳女）嘛，留着干嘛？现在人真好啊，神仙一样的生活，女孩子可以不用再当自梳女了。”
在问及后不后悔时，老人洒脱地说：“有什么好后悔的，即便结婚嫁人，生了孩子，也是有好有坏，谁说得准呢？一辈子靠自己挺好。”
从明清时第一批自梳女，到现在最后的自梳女。不同时代的她们有着不一样的自梳理由，却都在用行动，去争取想要的生活。
如今时代，已经不会再出现自梳女了，经济独立为女性提供了选择的权利，立誓才能换来自由在如今也不再适用，这让婚姻成了一道选择题，而非必做题。
无论选择独立自在，还是选择与子偕老，只要在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足够了，不必去管他人言语。
人生本就是各自下雪，各有各的皎洁与晦暗，自梳女们愿意顶着或明或暗的大雪一直往前走，只是去做自己，这足够让人心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