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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超凡脱俗的千面女郎，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已经用数不清的假发、服装和口音塑造了无数角色，足够做一个花名册了。她是一个明星，一个角色演员，一个表演艺术家，一个外星人，一个骗子。她那张苍白、轮廓分明的脸是一块理想的画布，可以随意涂抹和修复，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静止。你尝试去解读她但却不会成功。这有助于使她成为一个可怕的反派，无论她扮演的是一个恶魔、一个女王还是一个公司律师。在《朱莉亚》（julia，2009年）中，她卸下了那堵墙，扮演一个失控的酒鬼和绑架孩子的人，全情投入的表演是如此的发自肺腑和显而易见，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的思想在疯狂地工作，就像皮肤下移动的小寄生虫。
我们喜欢对“类型化”明显的演员给予赞许，但对于斯文顿所完成的彻底变身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可笑的词。追溯她的职业生涯：就在她与另一位也乐于自我重塑的电影人卢卡·瓜达尼诺（luca guadagnino）的合作的《我是爱》(i am love，2010)中，她饰演意大利贵族的俄罗斯妻子，用两种语言和纯正戏剧性的隐忍悲痛感奉献了精彩的演出。在《假日惊情》（a bigger splash，2016）中，她几乎没有任何对白，她决定，如果她的魅力摇滚女歌手角色因喉咙手术哑了，那将会很有趣。在《阴风阵阵》（suspiria，2018）中，她又扮演了她众多的化身之一，既是芭蕾舞聚会的女巫之一，也是一个老年男性大屠杀幸存者。
这种双重性塑造了她最雌雄同体的表演，她毫不费力地模糊了性别，再次证实了 “男人”和“女人”等类别的不足。她既都是，也都不是。即使当她同时扮演双胞胎时，也会展示完全不同的双重性，在2016年的《凯撒万岁》（hail, caesar!）中作为竞争对手的八卦专栏作家，和第二年的《玉子》（okja）中（从作为视觉上有着显著区别的工业代表人物)。在每一部电影中，斯文顿都向我们展示了同一个人的两面性，就像她在《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layton，2007）中，当她扮演的律师在镜子前排练一场将要误导他人的讼词一样。当她说话、停顿、放下笑容时，你会看到她在拼命试图控制一个已然分裂的倒影。
这些角色可以有夸张的喜剧效果的，但它们几乎从来不会让人觉得是特意为之的噱头。斯文顿扎根于前卫的表演传统–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曾与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和萨利·波特（sally potter）合作–强调身份的可变性，以及表演技巧和真实性之间的模糊界限。在过去的20年里，她将这些工作中一些专业知识上的严谨和概念上的大胆尝试带到了好莱坞及其它地方。她不仅是一位独特的激动人心的表演者，也是在世的伟大表演理论家之一。
《纽约时报》资深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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