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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超凡脫俗的千面女郎，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已經用數不清的假發、服裝和口音塑造了無數角色，足夠做一個花名冊了。她是一個明星，一個角色演員，一個表演藝術家，一個外星人，一個騙子。她那張蒼白、輪廓分明的臉是一塊理想的畫布，可以随意塗抹和修複，帶着一種讓人不寒而栗的靜止。你嘗試去解讀她但卻不會成功。這有助于使她成為一個可怕的反派，無論她扮演的是一個惡魔、一個女王還是一個公司律師。在《朱莉亞》（julia，2009年）中，她卸下了那堵牆，扮演一個失控的酒鬼和綁架孩子的人，全情投入的表演是如此的發自肺腑和顯而易見，你可以看到這個角色的思想在瘋狂地工作，就像皮膚下移動的小寄生蟲。
我們喜歡對“類型化”明顯的演員給予贊許，但對于斯文頓所完成的徹底變身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可笑的詞。追溯她的職業生涯：就在她與另一位也樂于自我重塑的電影人盧卡·瓜達尼諾（luca guadagnino）的合作的《我是愛》(i am love，2010)中，她飾演意大利貴族的俄羅斯妻子，用兩種語言和純正戲劇性的隐忍悲痛感奉獻了精彩的演出。在《假日驚情》（a bigger splash，2016）中，她幾乎沒有任何對白，她決定，如果她的魅力搖滾女歌手角色因喉嚨手術啞了，那将會很有趣。在《陰風陣陣》（suspiria，2018）中，她又扮演了她衆多的化身之一，既是芭蕾舞聚會的女巫之一，也是一個老年男性大屠殺幸存者。
這種雙重性塑造了她最雌雄同體的表演，她毫不費力地模糊了性别，再次證明了 “男人”和“女人”等類别的不足。她既都是，也都不是。即使當她同時扮演雙胞胎時，也會展示完全不同的雙重性，在2016年的《凱撒萬歲》（hail, caesar!）中作為競争對手的八卦專欄作家，和第二年的《玉子》（okja）中（從作為視覺上有着顯著差別的工業代表人物)。在每一部電影中，斯文頓都向我們展示了同一個人的兩面性，就像她在《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layton，2007）中，當她扮演的律師在鏡子前排練一場将要誤導他人的訟詞一樣。當她說話、停頓、放下笑容時，你會看到她在拼命試圖控制一個已然分裂的倒影。
這些角色可以有誇張的喜劇效果的，但它們幾乎從來不會讓人覺得是特意為之的噱頭。斯文頓紮根于前衛的表演傳統–在她職業生涯的早期，她曾與德裡克·賈曼（derek jarman）和薩利·波特（sally potter）合作–強調身份的可變性，以及表演技巧和真實性之間的模糊界限。在過去的20年裡，她将這些工作中一些專業知識上的嚴謹和概念上的大膽嘗試帶到了好萊塢及其它地方。她不僅是一位獨特的激動人心的表演者，也是在世的偉大表演理論家之一。
《紐約時報》資深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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