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出自《道德经》第十七章，意思是，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人民尊重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民畏惧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视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信服他。
老子把中华道统最大的特色说出来，叫作道政合一。主政者、从政者都按照道来施政，这在其他的国家，我们还没有看过。
老子把君王分成四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叫做太上。太上指的是最上等的政治，它是道政合一。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是因为我们认为在众多的修道人当中，最高等级的就是老子。
“太上，不知有之”，老百姓隐隐约约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就像鱼和水的关系是很自然的。水没有认为鱼在这里搅和，鱼也没有感觉到水在供应给它最好的东西。两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相忘于无为，各遂其性，各做各的事，各过各的生活，各安其位，各得其乐。
“其次，亲而誉之”，次一等的，彼此之间互相亲近，互相赞美。这就是儒家所讲的礼乐安民，修己安百姓。所以，儒家的最高等级对老子来说，那是次一等的。道家主张我不给你压力，你也不要给我压力；我不必感谢你，你也不必感谢我；我们各人走各人的道，但是彼此都在同一个道上。
“其次，畏之”，似乎有点法家的感觉。大家很害怕违法，而一旦违法，政府就认为是你不对，就要惩罚你。法治并不是一种很理想的政治，法治本是西方人的观念。西方人不知道什么叫礼治，什么叫道政合一，他们就认为法是最高的等级，这是他们的事情。
“其次，侮之”。政府越禁止，社会就越紊乱；老百姓越反抗，政府施压就越强；最后人民不怕死，就开始来抗议，然后集会游行，对政府给以更大的压力。现在的西方国家几乎都是这样，政府骂老百姓，老百姓骂政府，彼此就像孔子所讲的“君不君，臣不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王不讲诚信，不以诚信来修己待人，老百姓就不相信君王。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幸好每次都能及时还本归原，调整过来。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百姓对统治者的反应态度分为四种：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有他的存在；次一等的，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民害怕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侮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信任他。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代表最高明的统治者，“下”代表老百姓。最高明的统治者很少发布什么政策，提出什么计划，就是尽量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汉朝初期推行过“黄老之治”，跟这句话类似。“黄老”是指黄帝与老子，它与老子《道德经》的思想不完全一样。
其次，亲而誉之；第二等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因为他认真在工作，好好照顾百姓，所以得到老百姓的亲近与称赞。
其次，畏之；第三等的是老百姓害怕他，就是他用各种法律规定来限制百姓，让百姓害怕。你不照我的意思，我就给你各种压力、各种处分。
其次，侮之。到最后，最差的一等是老百姓反过来轻侮他，轻视他、侮辱他，因为百姓认为这个统治者既没有原则，又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作为领导者的资格，所以他只好受到百姓的轻视与侮辱了。
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都兼具这四种统治的方法：德治、礼治、法治、刑治，只不过重点不一样。越是好的统治者，越重视德治与礼治。
德治就是统治者本身道德高尚，作为表率，像尧舜的时代比较偏重德治；礼治的“礼”就是礼仪、礼乐的礼，像周公制礼作乐，所以孔子推崇他，用礼仪来治理；接着是法制，就是政府颁布很多法律政令来治理百姓；最差的是刑治，就是用刑法来约束。
《论语·为政篇》里孔子有句话正好涵盖了这四种统治的方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治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统治的人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信任他。这表现了古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的信赖关系。
“太上”等于《易经·系传》上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国哲学有“形而上”三个字，是译自西方名词，但采用《易经》中的观念。“形而上者谓之道”，是说万物尚未生长以前，名之为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说有形象的万般事物生长起来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就叫“器世界”——物理世界。形成物理世界之前，名之为“道”，《易经》称为“形而上”。
道家“太上”的名称，初见于《老子》。其实殷商以前就有“太上”这个名词了。
中国文学上有句“太上忘情”。人生最痛苦最难做到的是忘情，人是感情的动物，古人说：“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有你我就有感情，有感情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更难。然而“太上忘情”，并非无情，而是大慈大悲，无偏无私的大情，譬如天地生育万物，平等无差，不求回报。
太上，下知有之。老子所讲“太上”，是太过多情又似忘情之道，只有“下知有之”。所谓“下知有之”，是说有一种下等人，我们认为他很笨，其实他倒是真智慧，早已领悟到“道”的人。真正的哲学家，都出在乡曲地方，虽然一辈子没读过书，真同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当他遭遇到痛苦时，就痛痛快快哭一阵，想想自己命苦就算了。
我有时常有此感触，尤其在偏远的落后地区，看到茅屋破寮里头，有些老人家，穿得破破烂烂，食不果腹，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苦死了。你问他：“为什么不住子女家养老？”他很轻松回答说：“我这一生注定命苦，只有认命！”听了令人肃然起敬。他比谁都懂得人生哲学，“认了”就好了。
像我们有些人，自认是第一等读书人，其实并不如乡愚的智慧。他们才是宗教家、哲学家。表面看似下愚，却倒知道有一个东西（不管是叫佛、天、上帝、或者命），他就认定那个东西，至死不渝，比别人都看得开，都豁达。
其次，亲而誉之。下一等人，相信要烧香供养，磕头拜拜，赞叹不绝，每天还要反反复复唱念几次，这是属于宗教性的仪式活动，便是“其次，亲而誉之”的楷模。
其次，畏之。更有其次的人，他也许不信宗教，亦不信道，但内心无形中却有一个可畏的东西。
老子讲了这三种人，侧重于“大智若愚”的要点，换言之，大愚也就若智了。最下愚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第一等的修道人。我经常说，有二种人可以学禅。一种是一个字也不认得，像张白纸，本身很容易修道开悟。另一种硬要智慧透彻，聪明绝顶才行。像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半通不通的，最要不得，修道往往一无所成。
“其次，侮之。”又下一等的人，偏不信道，不管天高地厚，以为信道对人格是一种侮辱。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真高明的人一闻道就悟了，并且百分之百地奉行。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这种人听尽管听，说是不信吧，却又每个礼拜天一定上教堂祈祷礼拜；一到初一、十五，便一本正经跑庙子，上香拜佛。平常庸庸碌碌、随随便便，好像只有那一天才有菩萨、神明显灵，其他时间，胡作非为都可以，这便是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而走之”。还有些人，听人传道说法，自认为最高明，认为别人都是神经病，一笑，就走开不理了，这就是“其次，侮之”的典型。“下士闻道，大笑而走之”，便是如此。后人又补上一句：“不笑不足以为道”，那是说，如果不这样不屑地嘲笑一下，那还算有道吗？彼此顽固托大，都自以为是，看起来多么可笑。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人的智慧参差不齐，有些人信是信，却不彻底，半信半疑，因为他没有把真理穷究彻底。有些人根本就不信，硬说个“老子偏不信邪”，你也把他没办法。此中的千差万别，老子并没有再详加分析。这等于人类天生智能的分级，佛学则分为众生的五种“种性”，也就是所谓的“根器”之说，颇为相似。
《道德经》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