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大的失败在于，只封了圣，而没有封神，封了圣之后，无论你的称号有多长，最终都可以简称为圣人。
而圣人意味着你还是个人，既然是个人，那就可能会犯错误，而一旦徒子徒孙们把你的错误放大之后，圣人便没有了光环。
身无彩凤双飞翼，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没了光环的圣人，可以随随便便被人直呼其名地叫做孔丘，哪怕是如我这种自诩为孔门子弟的人。
这几天娱乐圈的一个核弹爆炸了，不但汪峰同学第n次冲击热搜失败，而且这个开年第一瓜还彻底出圈了，各方人士都开始出来表态这件事。
一向喜欢东拉西扯的昭烈君一定要先表明一下态度，要不然等会说着说着可能会被误解，昭烈君的态度很明确，反对代孕。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律师不能叫法师呢？
这里面学问可很有意思，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一个人，一个看上去有点似乎是闲得蛋疼的人，这个人是商鞅。
商鞅做了一件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那就是该法为律，原来有本书叫《法经》，此前的主流也都是说法如何如何。
商鞅厉害了，书从此之后，我们不叫法了，我们叫律，于是有了秦律，而且从此之后各个朝代基本上都是以律命名，比如汉律、唐律、明律、清律等等。
商鞅日理万机，而且还时刻面对政敌的功绩，为什么会有时间来玩这种文字游戏呢，改法为律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当然不一样，我们之所以觉得一样，是因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根本区别问题，古代汉语是以字为表达意思的基本单位，而现代汉语是以词为表达意思的基本单位，妻子在古代指的就是妻子和孩子，现代社会这就是一个词。
我们之所以觉得该法为律是多此一举，是因为现在法律是一个词，而在古代这可明明就是两个意思，而且很不幸，法律这个词也是从日本引进的。
商鞅并不是闲的没事干，法的本意是一头没得感情的禽兽獬豸，它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而律的本意就是音律，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
商鞅该法为律，意思是强调了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而祛除了法的善恶是非的意思，商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的，律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的东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也是法律在任何时代的基本功能，包括现代也是，法律必须遵守，不能讨价还价。
古汉语被现代汉语取代后，法律作为从日本传过来的词汇，只能表达一种意思，但很巧的是法官和律师这两个简称词汇，很能准确的表达两者核心区别。
法官要以公平正义为目的，这是法最初的含义，而律师只能以法条为准，强调的是对法律本身的适用问题，而不讨论对与错，善与恶。
这不是绝对的，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名称的确概括了两种职业最根本的区别，那么当我们不在法庭上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什么，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包括律师，一生中主要的时间，都不是在法庭上发言，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发言。
我们在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是在讨论这件事的是非对错，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法条是如何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自己观点的法官。
现代经常会有各种激烈的讨论，很多人动不动就祭出法律的大旗，说你们不要讨论了，法条上是如何如何写的，这是话题终结者呀，我们不是反对法律，而是要进一步的讨论他，确定他是否符合我们心中争议的原则。
比如说法律明确规定贩卖儿童罪的刑期，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就觉得贩卖儿童的，直接死刑，有人就从各个角度来分反对这个说法，所以讨论一件事，法律的规定并不是终点，终点这件事应当如何被评价，而不是这件事法条是如何规定的。
在中国代孕是违法的，这一点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孕，那么代孕究竟该不该被禁止，我们反对代孕的时候，我们在反对什么。
中国政治比较早熟，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霍布斯的《利维坦》，那在我们祖宗眼里，那简直就是小儿科，我们对于君主专制和国家的理解，早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登高必摔重，近代史上我们发生过全面否定传统的事情，这件事深刻的影响着今天我们的思维，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同一个观点：
有人说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哇，理性的先驱，智慧的代表，有人这么评论。
有人说这话孔子说的，哇，你是穿越过来的吗，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你不知道吗，迂腐不堪。
这是中国当下一个最大的困境，我们无法引用先贤的话，尤其是无法引用孔子的话，孔子被认为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
孔子肯定是反对代孕的，因为这不符合周礼，如果我用这个来反对代孕，很多人都可能会笑出猪叫或者鹅叫。
那么我说，人对身体的支配权不是无底线的，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自由不是以彻底放弃自由为代价，你是不是感觉很高级。
昭烈君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孕的，就说一点我粗浅的理解吧，代孕是件危险的事，他已经触犯了人类自由的底线，是一种全新的压迫和奴役，这跟古代的奴隶制没什么区别。
很多支持代孕的人都拿自由和自愿说事儿，这个逻辑显然站不住脚，先说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受到限制的，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包括宗教形态和政权形态，全部都是反对自杀的，换句话说，任何时代处分身体的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而且这种限制是合理的。
那么处分权的底线在哪里，这里要看具体的情景和社会构成要素，但要肯定它是应当受到限制的，那么有人愿意代孕来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身体吗？
有，大把的人愿意出租自己的子宫，但问题是这根本不叫自愿，你自愿996吗，你自愿007吗，你自愿大雪天冒着生命危险送外卖吗？
所谓的自由，都只是资本对人性的扭曲和压迫而已，今天是自愿996，明天可能就是自愿贡献器官，后天就是自愿的人体市场。
自愿这个东西，你只要看看现在的社会，就很能明白，自愿根本站不住脚，绝大多数时候，是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却披着自由的外衣，“心甘情愿”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你只要看看现在哪些地方代孕合法，在看看那些“代孕”妈妈们的处境，就能明白，这种新时代的剥削和压迫是有多么残忍。
反对代孕，旗帜鲜明，因为目前的主流观点，包括我国的法律都是反对代孕的，所以就不过多地展开了，总之一句话就是，代孕是个无敌深渊，一旦放开，我们将面临跌入无间地狱的风险。
我们该如何反对代孕，这才是当下问题的核心，因为一次对，并不意味着你次次都能对，是时候祭出奥特曼的大招了，上帝没有死。
最近热播剧《跨过鸭绿江》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根据有些回忆录，美国大兵被俘之后，我们对他们很优待，不但生活上很优待，还要改造他们的思想。
什么李承晚很傻，美帝国主义很坏，这些他们似乎都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但说到人是猴子变的时候，却完全没预料到，会遭到如此巨大的反对和反抗，人怎么能是猴子变的呢，这简直太荒谬了，我宁可死都不信。
这下轮到我们震惊了，人是猴子变的，难道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吗，不是一个早就被科学证明了的问题吗，这还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先进知识，为什么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美国，会对这个问题有如下大的反应呢？
不要说50年代，就算是到了现代，美国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是坚决不认可人是猴子变得这种说法，美国人看似很先进，但实际上他们常年争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能不能堕胎。
而能不能堕胎的问题，在中国根本不是问题，他们那边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就是因为宗教信仰反对堕胎，简单来说，就是上帝反对堕胎，所以不能堕胎。
而堕胎问题，也成了常年困扰美国社会和司法界的核心问题，还有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过说同性婚姻合法。
他们是9个大法官，在这件事儿上有4个都是反对票，反对的人说了一句很发人深思的话，如果同性婚姻合法，那么多人婚姻行不行，为什么必须得人和人呢，人和狗行不行？
当理性没有边界，理性最终还是会走到自我无法忍受的边界，而这就是非理性，纯粹的理性最终就是会走向自我毁灭，都不用回答人和动物能不能结婚的问题，就直接问，三个人四个人的婚姻行不行，理性主义者都可能陷入自我深深的怀疑。
在反对代孕的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对的，但过程是非常危险的，所有人都在用各种利益和权力来言说代孕的对与错，却从来不会有人说，老祖宗反对代孕，说这话的人，可能会被笑掉大牙。
我们一直的问题都是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太过强大，而保守的非理性的声音几乎没有，都不能用弱小来形容，那根本就是没有，偶尔有，也是被嘲笑和讥讽的对象，而不是辩论的对象。
我们提倡理性，但理性是危险的，而且理性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从任何一种角度来说，我们现代都到了需要回归传统，需要产生保守主义的时候了，而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
中国人很聪明，而这种聪明很容易陷入集体的狂热，面对正确的事情，全员冲锋，丝毫没有任何刹车，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正确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当我们觉的发展经济是对的，14亿人都在全力以赴的挣钱。
发展经济和挣钱，无论从那个角度上讲，你都论证不出来，这有什么错，但这个事情的诡异逻辑就在于，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对的时候，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老子说过这样的话，皆以美之为美，斯恶矣。
对与错的结论也许很容易得出来，但过程却是异常艰辛，我们不缺进取的猛士，现在我们缺的是无理由的保守，比如说反对代孕的时候，那周礼上说不行，那就是不行。
女明星代孕的大瓜的确是大，好好吃瓜，当一个合格的吃瓜人，而我愿意当一个保守的吃瓜人，周礼上到底有没有说过不能代孕，肯定没有，以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这事儿，但周礼上没说过可以呀，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精髓。
我反对代孕，只不过我们反对的理由可以有很多种，没必要非得长篇大论，孔子说不行，那就不行，这也是一种态度。
（作者：昭烈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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