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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三杰”最年轻的一杰

“龙潭三杰”最年轻的一杰

“龙潭三杰”最年轻的一杰

他曾是中国最早的武打电影明星,被誉为“东方范朋克”;他曾是国民党“中统”设在天津的特工组织“长城通讯社”的社长;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高级情报员。最高调的影视明星和最低调的潜伏特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他是谁?他就是胡底,一个纵横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的红色特工。他和钱壮飞、李克农并称“龙潭三杰”,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多次提起:要不是“龙潭三杰”,中共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演武侠片被比作范朋克

  1905年3月10日,胡底出生于周瑜故里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等。 1921年,胡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读了两年,就考入大学。

  1924年,胡底经同学吴鹿鸣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与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正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当时钱壮飞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去找钱壮飞聚谈。1925年,胡底与钱壮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胡底大学毕业后一直住在钱家。

  同时,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被送到日本放映。

  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一起上阵,都在剧中做了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饰演了角色。这之后蓁蓁化名黎莉莉。而胡底和钱壮飞则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当时,钱壮飞还经常邀请一些同志来家里打牌,党的秘密会议就在麻将桌上进行;钱壮飞夫妇还以“行医”为名,将党的秘密文件和标语传单装在漆着红十字的皮包里,利用“出诊”的机会到处传递散发;他们还在夜幕的掩护下跑上街头,把传单塞进居民家的门缝里,张贴在街头巷尾,与反动警察、特务在胡同里周旋;有时在节假日还全家出动,到北海公园划船游玩,分头把带来的传单贴遍公园的各个角落。

  他曾是中国最早的武打电影明星,被誉为“东方范朋克”;他曾在国民党“中统”设在天津的特工组织“长城通讯社”任社长;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高级情报员。

  胡底,一个纵横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的红色特工,他和钱壮飞、李克农并称“龙潭三杰”。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之后几乎每天都有相识的同志“失踪”。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因此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胡底得到党组织的报警后,马上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和他同时改名,化作“南飞”。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潜入上海影片公司任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演员,专演武侠片,作为男主角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电影,被誉为“东方范朋克”。

  范朋克何许人也?相信除了骨灰级的影迷,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位上世纪2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动作明星。范朋克曾出演《佐罗的面具》,首次将这位民间英雄的形象搬上银幕。1919年,他与卓别林一起创建联美电影公司,出品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等一系列经典之作。

  将胡底比作范朋克,可见他在当时上海影坛的地位。

就在胡底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的时候,钱壮飞已经打进中统头子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12月间,胡底受组织指派,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进入特务组织后,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

胡底在天津工作时,先是在法租界内找了一处房子办公,后来搬到日租界。由于日本租界当局不批准,最后还是钱壮飞亲自出马,找了一些私人朋友帮忙,居然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请”了出来,才打通门路获得批准,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一幢四层楼里开业。

在天津的那段日子里,胡底几乎天天都要上街“采访”,也就是搞情报,但并不像小说和电影里的特工那样出行神神秘秘,经常是以采访为名出入各种场所。

而胡底非常喜欢打麻将,这也成了他在天津刺探情报、拉关系的主要手段。胡底让张家垅(钱壮飞的妻弟)每天把天津主要报刊的新闻抄写下来,寄往南京长江通讯社总部,算是向特务组织交差,而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却发给了李克农。

当时,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组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铁三角,钱壮飞在南京担任要职,李克农留守上海主持工作,胡底在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

胡底接到电报后,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还是钱壮飞的妻弟张家垅急急忙忙将自己爱人的手镯变卖了,然后把钱塞给胡底让他快走。胡底乘坐外国轮船离开了天津,但未直接到上海,而是在中途下了船。

化了装的胡底辗转在上海一个小火车站与钱壮飞接上头,再一同乘船离开上海,辗转到达苏区,彻底摆脱了追捕。

周曾高度评价他们三人的工作:“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历史将被改写。”

因为在周的心目中,“龙潭三杰”对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在顾顺章捕叛变后及时传递情报,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破坏,一大批人将尽落敌手。

苏区多才多艺的剧作家

  1931年底,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先后抵达中央苏区,胡底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除了从事政治保卫工作,他还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承担了大量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在苏区的3年多里,胡底才思敏捷、充满激情,不但创造性地因地制宜组织红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还动笔创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成为苏区最高产的戏剧作家。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加入工农红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为慰问起义将士和宣传我党政策,毛泽东亲自召见了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等人,要求他们组织一个宣传队,去做慰问工作。据李伯钊回忆,胡底向毛泽东报告说,去红五军团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宣传队组织起来了,共17人。毛泽东指示说,第一要稳住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要为苏维埃而奋斗。第二要通过演出让起义将士明白以前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三人立即创作了话剧《为谁牺牲》,主要讲述一位白军士兵被国民党拉壮丁去江西“剿匪”,妻子流落街头乞讨卖唱,白军士兵战败被红军俘虏,几经周折决定参加革命当红军,在瑞金最终与妻子相会的故事。在这部“大戏”中,胡底与李伯钊主演青年夫妻,钱壮飞饰演蒋介石。在起义部队演出时,效果出奇的好。全剧闭幕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部戏在部队里演出了一个多月,影响巨大。为教育原26路军中的中高级军官,胡底等同志还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人演出不同内容不同特点的戏。他们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这个戏写的是奴隶主怎么压迫黑奴的事。此戏表面上不关中国的事,也不关红五军团的事,但从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种为黑奴鸣不平报仇雪恨的感情在军官们的心中升腾,很多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胡底参与的这些戏剧演出活动对宁都暴动将士的转变起了极好的教育作用。

  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从1933年起,将每年的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八一”前后,中央苏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各单位的文艺汇演盛况空前。胡底根据周恩来的腹稿,写出剧本《杀上庐山》。该剧的演职员阵容蔚为壮观,胡底与李伯钊、李克农、钱壮飞等共同担任编剧,周恩来审定剧本,罗瑞卿担任导演,聂荣臻饰剧中人物宋子文,钱壮飞饰蒋介石,童小鹏饰宋美龄,李卓然扮演德国顾问塞克特,其他主要演员,几乎全是后来在革命战争中名字如雷贯耳的红军将领。至于观众,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红军官兵。该剧演出时现场气氛高涨,演到高潮处(红军杀入庐山蒋介石江西行营),舞台上下欢声雷动,对鼓舞部队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在苏区的3年多时间里,胡底激发出了极大的创作热情。早期的演员经历、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经验、苏区朝气蓬勃的社会环境等都为其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借鉴,他创作题材广泛,内容深刻,主题鲜明,艺术性强。既有揭露日寇的残暴凶狠与表现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沈阳号炮》,也有揭示旧社会残酷阶级压迫和劳动人民强烈反抗的《阶级》﹔既有表现白军士兵反戈起义的《义勇军》,也有反映苏区反间保卫工作的革命侦探戏剧《松鼠》等。他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称赞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评价说:“特别是胡底同志,他爱好文艺,很有创作才能。”李克农也说,他们“三杰”中,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

英雄血洒长征路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他奉命到红一方面军,担任红军总部保卫局侦察科长,为大部队做开路先锋。在侦察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煽惑沿途人心和武装破坏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绩。胡底对工作非常认真,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总部侦察科每到一地,他都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送交总部,供研究敌情参考。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布置工作、交代任务非常具体,并再三嘱咐侦察员要有几手准备以防万一。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侦查干部、情报专家,竟被张国焘杀害于长征路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间,中革军委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胡底所在的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编入左路军。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掌握实权的张国焘突然拒绝北上,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南下,企图对抗和分裂党中央。跟随朱德、刘伯承在总部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骂张国焘“是什么东西”,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当时有人善意的劝他:说话要注意、要小心。胡底说:“我怕个啥,我才不怕他呢!”

过草地时,胡底因为误食毒蘑菇连续发烧,在呓语中还痛骂张国焘是法西斯。张国焘知悉后,恼羞成怒,竟将当年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胡底,以“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的罪名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马匹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大病未愈,身体十分虚弱,几乎天天掉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经常收容他。曾与胡底共过事的欧阳毅当时任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心痛他,便在请示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后,将胡底秘密留在红五军团,以便沿途照顾他。不见了胡底,张国焘便命令总部保卫局查找他的下落,局长曾传六在帐篷里将胡底抓走了,扣押在直属的通讯营中。欧阳毅立即向朱、刘报告,刘伯承担心地说:“张国焘是要下毒手啊!”朱德特地到胡底的关押地看望了他,送些东西,安慰一番,但无法营救。张国焘非常嚣张,当着朱、刘和欧阳毅等人的面,扬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欧阳毅中将曾回忆说:“张国焘是一霸,滥杀无辜,许多人成为受害者。”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坝,继续南下转移,企图实现他另立中央、自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军委主席的野心。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胡底成为他杀害计划的重点目标之一。在部队行至茫茫草地松岗地区时,张国焘派人将其秘密处死。

两度追认为革命烈士

  光阴荏苒,时光流转,英烈事迹没有在历史中湮没。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胡底名字加载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1962年2月李克农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总理主祭。在悼词中周总理专门加写了一句话:李克农“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是非同寻常的。这实际上是对长征中不幸去世的钱壮飞、胡底二位烈士补行的追悼,是人民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杰”永远的缅怀。

  忠魂早逝,音讯全无,家乡亲人在望眼欲穿中寻找。由于胡底10多岁就离开家乡再未回来,名字也改了,他的家人一直没有寻访到这位失踪亲人的消息。上世纪70年代末,在舒城县乡下任教师的胡底的四弟胡其昌,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钱江写的一篇纪念其父钱壮飞的文章,文中介绍了钱壮飞与胡底、李克农等人的事迹,并注明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胡其昌顿时眼前一亮,他立即给钱江写信,请求帮助了解其大哥的相关情况。在钱江帮助下,胡底家人的声音传递到中央有关部门。198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亲自给民政部长程子华写信,认为胡底“应追认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中写道:“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至此,沉没半个世纪的音讯终于浮出水面,一张上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烈属光荣证,挂进了舒城县新街乡松元村胡家老宅堂屋。虽然迟到太久,但对含冤屈死的忠魂,无疑是一份告慰与肯定。2015年,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修建了胡底烈士纪念馆,用大量图文资料展示了胡底的生平事迹及其参加革命活动的贡献。201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松岗镇修建了“胡底革命烈士纪念碑《北望》雕塑”,该纪念广场成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胡底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无比憎恨,以卓越的才华,无畏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党的情报事业和红军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谍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