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潭三傑”最年輕的一傑

他曾是中國最早的武打電影明星,被譽為“東方範朋克”;他曾是國民黨“中統”設在天津的特工組織“長城通訊社”的社長;而他的真實身份卻是周恩來上司下的中共特科進階情報員。最高調的影視明星和最低調的潛伏特工,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遊走,他是誰?他就是胡底,一個縱橫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在危急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的紅色特工。他和錢壯飛、李克農并稱“龍潭三傑”,是中共隐蔽戰線鬥争史上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多次提起:要不是“龍潭三傑”,中共的曆史就要重寫了。
演武俠片被比作範朋克
1905年3月10日,胡底出生于周瑜故裡安徽省舒城縣幹汊河鎮新街松元村一戶工商業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風、胡馬、裳天等。 1921年,胡底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學,讀了兩年,就考入大學。
1924年,胡底經同學吳鹿鳴介紹,在北京的安徽會館與錢壯飛相識。錢壯飛夫婦當時正在北京醫學專科學校讀書,二人從此來往密切,成為摯友。當時錢壯飛住在北京西城平安裡,胡底經常去找錢壯飛聚談。1925年,胡底與錢壯飛加入中國共産黨。1926年,胡底大學畢業後一直住在錢家。
同時,錢壯飛、胡底和徐光華合辦了一家電影公司“光華電影公司”。當時拍攝的《燕山俠隐》是我國早期的一部劇情片,曾被送到日本放映。
胡底和錢壯飛全家一起上陣,都在劇中做了演員,錢壯飛年僅11歲的女兒蓁蓁也在片中飾演了角色。這之後蓁蓁化名黎莉莉。而胡底和錢壯飛則一面扮演影片裡的角色,一面借此掩護黨的秘密工作。
當時,錢壯飛還經常邀請一些同志來家裡打牌,黨的秘密會議就在麻将桌上進行;錢壯飛夫婦還以“行醫”為名,将黨的秘密檔案和智語傳單裝在漆着紅十字的皮包裡,利用“出診”的機會到處傳遞散發;他們還在夜幕的掩護下跑上街頭,把傳單塞進居民家的門縫裡,張貼在街頭巷尾,與反動警察、特務在胡同裡周旋;有時在節假日還全家出動,到北海公園劃船遊玩,分頭把帶來的傳單貼遍公園的各個角落。
他曾是中國最早的武打電影明星,被譽為“東方範朋克”;他曾在國民黨“中統”設在天津的特工組織“長城通訊社”任社長;而他的真實身份卻是周恩來上司下的中共特科進階情報員。
胡底,一個縱橫在沒有硝煙的戰場、在危急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的紅色特工,他和錢壯飛、李克農并稱“龍潭三傑”。
1927年,蔣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張作霖殺害,之後幾乎每天都有相識的同志“失蹤”。胡底和錢壯飛夫婦也是以上了敵人的黑名單,受到反動政府的通緝。胡底得到黨組織的報警後,馬上改名胡馬,字“北風”;錢壯飛和他同時改名,化作“南飛”。
這年冬天,他們一起離開北京,轉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潛入上海影片公司任江灣昆侖電影制片廠演員,專演武俠片,作為男主角出演了《盤絲洞》《昆侖大盜》等武俠電影,被譽為“東方範朋克”。
範朋克何許人也?相信除了骨灰級的影迷,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這位上世紀20年代美國最著名的動作明星。範朋克曾出演《佐羅的面具》,首次将這位民間英雄的形象搬上銀幕。1919年,他與卓别林一起建立聯美電影公司,出品了《城市之光》、《摩登時代》等一系列經典之作。
将胡底比作範朋克,可見他在當時上海影壇的地位。
就在胡底應聘進入上海影片公司的時候,錢壯飛已經打進中統頭子徐恩曾任局長的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12月間,胡底受組織指派,也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
進入特務組織後,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訊社”,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籌建長城通訊社。
胡底在天津工作時,先是在法租界内找了一處房子辦公,後來搬到日租界。由于日本租界當局不準許,最後還是錢壯飛親自出馬,找了一些私人朋友幫忙,居然把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請”了出來,才打通門路獲得準許,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一幢四層樓裡開業。
在天津的那段日子裡,胡底幾乎天天都要上街“采訪”,也就是搞情報,但并不像小說和電影裡的特工那樣出行神神秘秘,經常是以采訪為名出入各種場所。
而胡底非常喜歡打麻将,這也成了他在天津刺探情報、拉關系的主要手段。胡底讓張家垅(錢壯飛的妻弟)每天把天津主要報刊的新聞抄寫下來,寄往南京長江通訊社總部,算是向特務組織交差,而真正有價值的情報卻發給了李克農。
當時,胡底與錢壯飛、李克農組成一個遙相呼應的鐵三角,錢壯飛在南京擔任要職,李克農留守上海主持工作,胡底在天津擔任“長城通訊社”社長。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得知顧順章叛變的那天晚上,李克農用暗語給胡底發了一個電報:“胡底,克潮病笃。”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号:“克”是說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的别名錢潮,“病笃”意即事态嚴重,必須立即行動。
胡底接到電報後,卻拿不出足夠的錢買船票。還是錢壯飛的妻弟張家垅急急忙忙将自己夫妻的手镯變賣了,然後把錢塞給胡底讓他快走。胡底乘坐外國輪船離開了天津,但未直接到上海,而是在中途下了船。
化了裝的胡底輾轉在上海一個小火車站與錢壯飛接上頭,再一同乘船離開上海,輾轉到達蘇區,徹底擺脫了追捕。
周曾高度評價他們三人的工作:“他們三個人深入龍潭虎穴,可以說是龍潭三傑。如果沒有龍潭三傑,曆史将被改寫。”
因為在周的心目中,“龍潭三傑”對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如果沒有他們在顧順章捕叛變後及時傳遞情報,可能會遭到毀滅性破壞,一大批人将盡落敵手。
蘇區多才多藝的劇作家
1931年底,胡底與錢壯飛、李克農先後抵達中央蘇區,胡底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審訊科長,除了從事政治保衛工作,他還兼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俱樂部主任,承擔了大量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在蘇區的3年多裡,胡底才思靈活、充滿激情,不但創造性地因地制宜組織紅軍開展豐富多彩的康樂活動,還動筆創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話劇為部隊演出,成為蘇區最高産的戲劇作家。
1931年12月,趙博生、董振堂率領國民黨第26路軍1.7萬人在江西甯都發動起義,加入工農紅軍,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為慰問起義将士和宣傳我黨政策,毛澤東親自召見了胡底、錢壯飛、李伯钊等人,要求他們組織一個宣傳隊,去做慰問工作。據李伯钊回憶,胡底向毛澤東報告說,去紅五軍團做宣傳鼓動工作的宣傳隊組織起來了,共17人。毛澤東訓示說,第一要穩住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是為軍閥打仗,現在要為蘇維埃而奮鬥。第二要通過演出讓起義将士明白以前是為誰犧牲,為誰送命。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三人立即創作了話劇《為誰犧牲》,主要講述一位白軍士兵被國民黨拉壯丁去江西“剿匪”,妻子流落街頭乞讨賣唱,白軍士兵戰敗被紅軍俘虜,幾經周折決定參加革命當紅軍,在瑞金最終與妻子相會的故事。在這部“大戲”中,胡底與李伯钊主演青年夫妻,錢壯飛飾演蔣介石。在起義部隊演出時,效果出奇的好。全劇閉幕後,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部戲在部隊裡演出了一個多月,影響巨大。為教育原26路軍中的中進階軍官,胡底等同志還根據不同對象、不同層次的人演出不同内容不同特點的戲。他們演出了根據蘇聯話劇《黑人籲天錄》改編的《黑奴恨》。這個戲寫的是奴隸主怎麼壓迫黑奴的事。此戲表面上不關中國的事,也不關紅五軍團的事,但從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種為黑奴鳴不平報仇雪恨的感情在軍官們的心中升騰,很多人感動得流出了眼淚。胡底參與的這些戲劇演出活動對甯都暴動将士的轉變起了極好的教育作用。
1933年6月2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從1933年起,将每年的8月1日作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八一”前後,中央蘇區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各機關的文藝彙演盛況空前。胡底根據周恩來的腹稿,寫出劇本《殺上廬山》。該劇的演職員陣容蔚為壯觀,胡底與李伯钊、李克農、錢壯飛等共同擔任編劇,周恩來審定劇本,羅瑞卿擔任導演,聶榮臻飾劇中人物宋子文,錢壯飛飾蔣介石,童小鵬飾宋美齡,李卓然扮演德國顧問塞克特,其他主要演員,幾乎全是後來在革命戰争中名字如雷貫耳的紅軍将領。至于觀衆,是以毛澤東、朱德等為代表的紅軍官兵。該劇演出時現場氣氛高漲,演到高潮處(紅軍殺入廬山蔣介石江西行營),舞台上下歡聲雷動,對鼓舞部隊士氣起了很大作用。
在蘇區的3年多時間裡,胡底激發出了極大的創作熱情。早期的演員經曆、從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經驗、蘇區朝氣蓬勃的社會環境等都為其劇本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借鑒,他創作題材廣泛,内容深刻,主題鮮明,藝術性強。既有揭露日寇的殘暴兇狠與表現人民群衆英勇鬥争的《沈陽号炮》,也有揭示舊社會殘酷階級壓迫和勞動人民強烈反抗的《階級》﹔既有表現白軍士兵反戈起義的《義勇軍》,也有反映蘇區反間保衛工作的革命偵探戲劇《松鼠》等。他的文藝天才和創作才能,受到了聶榮臻等上司同志的稱贊以及廣大紅軍指戰員的敬佩。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評價說:“特别是胡底同志,他愛好文藝,很有創作才能。”李克農也說,他們“三傑”中,胡底年紀最小,而文筆才華最好。
英雄血灑長征路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不久,他奉命到紅一方面軍,擔任紅軍總部保衛局偵察科長,為大部隊做開路先鋒。在偵察敵軍暗探投毒、粉碎敵人煽惑沿途人心和武裝破壞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績。胡底對工作非常認真,對上級的訓示堅決執行。總部偵察科每到一地,他都盡最大的努力搜尋各種情報資料,及時分析整理,送交總部,供研究敵情參考。每接受一項重要偵察任務,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布置工作、交代任務非常具體,并再三囑咐偵察員要有幾手準備以防萬一。
然而,這樣一位優秀的紅軍偵查幹部、情報專家,竟被張國焘殺害于長征路上。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1935年8月間,中革軍委将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北上。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焘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随左路軍行動。胡底所在的中央縱隊一分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編入左路軍。但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掌握實權的張國焘突然拒絕北上,擅令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第四、三十軍分别南下,企圖對抗和分裂黨中央。跟随朱德、劉伯承在總部工作的胡底,對張國焘的分裂行為異常不滿,罵張國焘“是什麼東西”,在一些場合流露他的憤懑。當時有人善意的勸他:說話要注意、要小心。胡底說:“我怕個啥,我才不怕他呢!”
過草地時,胡底因為誤食毒蘑菇連續發燒,在呓語中還痛罵張國焘是法西斯。張國焘知悉後,惱羞成怒,竟将當年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胡底,以“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的罪名控制起來,取消了他的馬匹和勤務員,讓他自己背着大包袱“戴罪”行軍。胡底大病未愈,身體十分虛弱,幾乎天天掉隊,擔任後衛的紅五軍團經常收容他。曾與胡底共過事的歐陽毅當時任紅五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心痛他,便在請示朱德、劉伯承兩位首長後,将胡底秘密留在紅五軍團,以便沿途照顧他。不見了胡底,張國焘便指令總部保衛局查找他的下落,局長曾傳六在帳篷裡将胡底抓走了,扣押在直屬的通訊營中。歐陽毅立即向朱、劉報告,劉伯承擔心地說:“張國焘是要下毒手啊!”朱德特地到胡底的關押地看望了他,送些東西,安慰一番,但無法營救。張國焘非常嚣張,當着朱、劉和歐陽毅等人的面,揚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歐陽毅中将曾回憶說:“張國焘是一霸,濫殺無辜,許多人成為受害者。”
1935年9月,張國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壩,繼續南下轉移,企圖實作他另立中央、自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軍委主席的野心。為排除異己,杜絕“隐患”,胡底成為他殺害計劃的重點目标之一。在部隊行至茫茫草地松崗地區時,張國焘派人将其秘密處死。
兩度追認為革命烈士
光陰荏苒,時光流轉,英烈事迹沒有在曆史中湮沒。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前夕,胡底名字加載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編印的《死難烈士英名錄》中。1962年2月李克農在北京病逝,周恩來總理主祭。在悼詞中周總理專門加寫了一句話:李克農“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鬥争,同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上司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貢獻”。這是非同尋常的。這實際上是對長征中不幸去世的錢壯飛、胡底二位烈士補行的追悼,是人民對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傑”永遠的緬懷。
忠魂早逝,音訊全無,家鄉親人在望眼欲穿中尋找。由于胡底10多歲就離開家鄉再未回來,名字也改了,他的家人一直沒有尋訪到這位失蹤親人的消息。上世紀70年代末,在舒城縣鄉下任教師的胡底的四弟胡其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錢江寫的一篇紀念其父錢壯飛的文章,文中介紹了錢壯飛與胡底、李克農等人的事迹,并注明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胡其昌頓時眼前一亮,他立即給錢江寫信,請求幫助了解其大哥的相關情況。在錢江幫助下,胡底家人的聲音傳遞到中央有關部門。1981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親自給民政部長程子華寫信,認為胡底“應追認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廳發出“(81)民優字第211号”檔案,并在函中寫道:“請你們通知舒城縣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編入《革命烈士英名錄》,并将其已準許為革命烈士的情況告知其弟妹。”至此,沉沒半個世紀的音訊終于浮出水面,一張上書“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烈屬光榮證,挂進了舒城縣新街鄉松元村胡家老宅堂屋。雖然遲到太久,但對含冤屈死的忠魂,無疑是一份告慰與肯定。2015年,安徽省舒城縣幹汊河鎮修建了胡底烈士紀念館,用大量圖文資料展示了胡底的生平事迹及其參加革命活動的貢獻。2018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準許,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松崗鎮修建了“胡底革命烈士紀念碑《北望》雕塑”,該紀念廣場成為“全國國家安全教育基地”。
胡底對黨忠心耿耿,對敵無比憎恨,以卓越的才華,無畏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項艱巨任務,為黨的情報事業和紅軍政治宣傳工作做出了傑出貢獻。讓我們永遠懷念這位英年早逝的諜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