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中）见证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黎元洪嫡孙黎昌晋（右）相逢
武昌首义成功后，“无党派人士”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因其是湖北黄陂人之故，史称“黎黄陂”或“黄陂”）被革命党人逼为都督。继而风云际会，黎氏成为民国首位两任大总统与三任副总统的政治家。可是，百年来关于“床下都督”的传闻，其说不一。 笔者历时三十载，在海峡两岸寻访相关人士，搜求第一手史料，并经缜密考订，在叙介黎元洪的首部传记文学作品《首义大都督黎元洪》（裴高才著，中国文史社初版，湖北教育出版社修订版）中，首次独家系统披露：“床下都督”是民初小说“炒”出来的。
起因
事情的起因是“二次革命”前，黎元洪与袁世凯串通，将首义元勋张振武（曾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骗到北京，于1912年8月16日将张杀害。案发后，举国上下口诛笔伐“袁民贼”、“黎屠夫”。武汉地区报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床下都督”的舆论战。
1912年2月初，同盟会与文学社在武昌城的斗级营街创办了《民心报》与《震旦民报》，其主旨是拥戴孙中山与黄兴，指斥袁世凯与黎元洪；上海的《民声日报》则与之针锋相对，拥袁、黎而贬孙、黄。同年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8月5日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准备立即“正法”。后因上海各报抗议，冉剑虹仅判处两年监禁。
《大江报》也遭诛连，原因是主笔何海鸣不断揭露湖北军政界的腐败情形，尤其是《恶政府之现状》一文，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因此，黎元洪罗织“破坏共和”等罪名，于8月8日下令封报抓人。次日，他又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为此，资深报人蔡寄鸥在《民心报》上愤然发表了《哀大江报》一文，“夫黎元洪者，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讥嘲黎元洪在阳夏失守后，逃往葛店，是“善唱空城计”的“逃跑都督”。 黎元洪看后，下令将蔡寄鸥抓到都督府问罪。
《民心报》由首义元勋蒋翊武领衔主办，他赶来说情。黎元洪只得把人放了，但《民心报》就此胎死腹中。
炒作
“张振武案”发生后，武汉地区的两大报纸《震旦民报》与《群报》非常活跃，今天你出招，明天他应战，展开了一场反黎与拥黎的舆论战。
《震旦民报》由著名党人宛思寅与张芸天共同主持。蔡寄鸥被聘为主笔后，首先在《震旦民报》发表了一篇社评，指斥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对此，《群报》则极力辩解，称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效法孔明之空城计也”。
马野马、蔡寄鸥两大主笔，又以纪实的手法，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文体，分别写成了《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两篇讽刺小说，连续在《震旦民报》上发表。
在《床下英雄传》中，马野马用白话文写道：武昌首义成功次日，众兵赶至黎元洪的参谋刘文吉家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元洪的踪迹，只隐约听得木床的抖动声。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以吓唬口气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下直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黎某平时带兵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床的掀床，拉人的拉人，将黎从床底下拖了出来。
蔡寄鸥则在《新空城计传奇》中云：“捉拿革命抢头功，报得皇家爵俸，赚得银两万万，修得金屋重重。”一时间轰动三镇，影响全国，发行量一增再增。
黎元洪看后，愤怒至极，派宪兵司令陈血琴与长江民生银行总经理徐中立至报馆威胁、利诱，令其停载。蔡寄鸥不为所动，正色道：“言论自由，载入约法，君乌得而干涉耳！”陈氏拿出一张银行支票与一把手枪，逼蔡寄鸥表态。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支票非余属，枪亦非余所畏，任君行之可也！”
1912年元月法国杂志报道首义都督黎元洪。陈勇供图
由于《震旦民报》设在汉口英租界内，黎氏鞭长莫及。他于是借“改进团事件”罗织大狱，通缉蔡寄鸥、邓狂言、马野马诸人，并要求英国领事引渡。蔡寄鸥等人被迫客走江西，《震旦民报》终遭查封。但是，黎氏为“床下都督”之说，也因此不胫而走了。
真相
那么“床下都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参与了武昌起义，并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的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说，首义成功后，黎元洪得悉要他出任都督，予以坚决拒绝。经好言相劝，他仍无动于衷，“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
另一位首义当事人李西屏（原名李翊东）撰《武昌起义纪事》一文，则罗列三种传闻：“有谓自其室中挟出者，有谓马荣自其床下挟出者，又有谓自参谋家挟出者……”
黎元洪本人于1911年10月20日，在致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函中，自称是“避匿室后，当被索执”。
真正将“床下都督”载入国民党正史的有二： 一为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前校长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民国十八年版）；一为文砥（公直）编著《中华民国革命史》（全一册，上海益新书社局，民国二十四年一月版）。二书均谓其为革命党人从寓所床下搜出。
收入“荆楚文库’’之冯天瑜著《辛亥首义史(上下 两册)》
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相关说法，则前后矛盾。 1912年4月12日，他陪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赞扬黎元洪说：“非有黎副总统之局面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可是，后来他在自传中则说：“黎初以革命党协迫而出，谓之‘床下都督’。”
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在辛亥“史记”中指出，邹、文、胡均不是武昌首义的亲历者，所说不过是“谓之”“或曰”之类的传闻，并未罗列任何证据。 学界认为，早期关于武昌首义的记载，以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与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最为著名。
治学严谨的教育家余家菊如是说：“这些著作人，都参加了当时的实际活动，见闻比较真切。曹君搜罗当时的文件甚为丰富，张书考订甚为周详，胡书叙述，极为生动。”上述三书均无“床下都督”之说。 两岸知名专家学者在《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学术研讨会上，从史学和人体常识的角度，也对“床下都督”提出了质疑。因为此时身体已经发福的黎氏，是不可能钻进床下躲藏的。故而“床下都督”之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章开沅序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手稿
末了，我们还是以章开沅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吧。章先生在给拙作《黎元洪》的序言中写道：
“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